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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屍體給多克·布羅迪檢查，他們仔細察看了每一個房間。沒有發現明顯的線索，只是注意到法官和伊莎貝爾的衣服從昨晚起一直堆在地板上。

賴斯說：“看來他們好象喝得太多了。他們喝香檳，我們患頭痛。我敢說他們在家裡不會喝成這樣。”

“他們做的事情太糟糕了，”鄧普西評說著，悲傷地搖了搖頭。

賴斯發現臥室中的電視機壞了，他說：“這可有些奇怪，就他們的財力來說，象這樣的東西應該請人及時修好的。”

起居室用美國早期風格的傢俱佈置得十分典雅。鄧普西認出有一套安娜女皇的扶手椅，一張與最近在索瑟比以55000美元高價售出的十分相似的畫。他認識這裡的奇坎代爾高腳櫃，凹面寫字檯，一對威廉瑪麗長靠椅和內戰時期的凸肚書櫥，這些幾乎都是無價之寶。廚房中的傢俱同樣豪華，最突出的是一套罕見的安娜女皇式餐具，擦得錚亮，儲存十分完好。這是一個博物館的財產。

鄧普西對賴斯說：“如果這些東西丟了一件，你應該知道到那兒去找。布倫達和我有一件美國古代的東西。”看到賴斯的表情，他又補充說：“不是很貴重的東西。”

鄧普西臉上露出崇敬的神色。“這可能是我見到過的最高階的私人收藏，而且還是在一套公寓房間內。你瞧那些油畫，兩張斯圖爾特的亞當斯全家原始畫像，妙極了。”

賴斯給他的下屬下達了指示。屍體運走之前，他要人拍了照片。牙刷、牙膏袋、飲料杯和紙牌都在試驗室進行了分析化驗，所有的物品都進行了指紋檢查，還檢視了所有的門窗，以確定有無強行進人的跡象。

守問人記不起前一天有任何不尋常的事情。他在下午6點下班，由夜間守門人接班。他知道沃勒夫婦為慶祝法官的升遷而外出晚餐，並說他們是親密溫和的一對兒。“這兩人兒，就象談情說愛的年輕人，從走廊過的時候還拉著手呢。”說著，他搖搖頭。

保羅·賴斯查到了夜間守門人弗雷德·斯坦厄普的電話號碼和地址。“警長，回局後我馬上找他核查，他是最主要的證人，甚至可能是嫌疑分子。法官住的頂樓是在第六層，兇手必得用電梯，我弄不清他是怎麼從守門人那兒過去的。”

“我們的其人可以過，而且過去了，”鄧普西強調說，“難以置信，是不是？”

法官沃勒被謀殺的訊息象野火一樣撒播開了。緊接著唐納利和海蒂·斯達爾被殺，現在又出了法官事件，引起了一陣轟動。法官是一位重要的國家官員。鄧普斯和賴斯還沒有回到局裡，就同記者和廣播員交上了火。

“不回答問題，夥計們，現在不行。我們認為法官是被謀殺的，試驗室檢驗完成之後馬上告訴大家。我們可以相當肯定地說是同一兇手。”鄧普西咬著牙擠出記者群進人樓內，電鈴正響個不停。

鄧普西建議瑪麗和她的兩位助手應付公共關係。用5分鐘的時間他口授了對可能提到的問題的預定回答，然後回到辦公室，鎖上門，以便一個人好好想一想。

格斯·貝利的小組從46人的爆炸嫌疑名單上排除了22人。這是一件使人精疲力竭的篩選工作。如果你是一位偵探，又接受了謀殺案件，這可能就成了你的生活。

目前他們還沒有找出真正的嫌疑分子。但貝利毫不氣餒，堅信他們會找到。在挖掘細節方面貝利有過人之處，做起來總是有條不紊，不厭其煩。他相信出色的偵探都是從自己的汗水中撈出來的。鄧普西在一份檔案中對他的評語是：“一個發案後埋頭苦幹的人，熟知如何闡釋和運用自己發掘出的資訊。”

貝利勤勤懇懇地工作，他沒有忘記自己的過去。他是下東岸一家義大利移民8個孩子當中的一個。父親靠一輛手推車起家，10年後開起了一間小小的雜貨店。他1964年死於一次商店搶劫事件，被殺的原因只是為了保衛現金登記簿上僅有的17。20美元。父親死後，格斯的哥哥接管了雜貨店。

格斯是他們家族中唯一念完大學的人，全家人都指望他將來能夠出人頭地。父親的死促使他選擇了警察職業，決心成為一名超級偵探。高中時的女友瑪麗婭，還有三個孩子和他一起住在費爾波特東溪地區一座小小的海濱矮層別墅中。為了能與鄧普西在一起他選擇了費爾波特警察局，結果他如願以償。

望著剩下的爆炸嫌疑名單，貝利突然產生了一個靈感：

尼科爾斯，貝克爾，狄龍，奧頓，霍伊爾，這些人都是扶輪國際的成員，這裡面可能隱藏著殺人的動機，要一個一個地仔細偵察。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