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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兩個警察被獨木舟上傳來的瘋狂笑聲驚呆了。

“他的嘴咧得很寬，”一個警察說。“象一顆熟過頭的葡萄，他的腦袋已經發酵了，”另一個留著劇形短髮的警察說。

“他的大腦正在冒泡，”前面的那個人又說。

什麼東西也不會比事實更有說服力。尼科爾斯已經完善了他的製造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的計劃，知道他能夠證明自己不是其人。他對自己的計劃有一個大膽的假設。他收回魚杆，慢吞吞地把船劃口碼頭。20分鐘以後，他驅車經7號公路返回費爾波特。車子開得慢慢悠悠、斯斯文文的。這本不要緊，他已經知道：他的尾巴們一定在他的汽車裡裝上了小型無線電傳送器，他將放一晚上尼克·羅達的音樂，他們將會可在他的屁股上。他媽媽經常告訴他，“如果你被趕出城，也要跑到人群前面，讓人們看上去象是一支遊行隊伍。”下午晚些時候，尼科爾斯和他的跟蹤者到達了費爾波特。

大約下午4點鐘，鄧普西和格雷迪認為也許其人沒有打算殺害一個黑人或者一個紅頭髮的人。他們一直在審議潛在的受害者名單，這是由他手下的人馬彙編而成的。鄧普西問道：“薩姆，我們從（腦袋鮮紅）這句話假定是一個紅頭髮的人。還有誰的腦袋是紅的？”

“你是什麼意思？”

“也許我糊塗了，但我有一種本能的感覺，其人的意思並不象我們想象那樣直接了當。”

“我沒有不同意見。吉姆，記得（弗雷德）那事嗎？你在想什麼？”

“這是一個瘋狂的想法。共產黨員可是紅腦袋。這裡有一個常駐的俄國文化交換處，從海蒂·斯達爾家順街而下只有三個住宅區。那地方叫‘幸福角’。”

“而這”腦袋‘可能是指他們的領導人？“格雷迪激動地問道。

“可能。這一星期從俄國來了一個高階共產黨人，明天他將向聯合國發表演說，一定是指他。”

“天哪！”格雷迪說，“他的謀殺對於緩和將產生什麼影響？”

“多麼可怕的夢！我們沒有辦法保護他，這些俄國人在幸福角有他們自己的軍隊，他們可能比國民警衛隊還強。我必須去打個電話，警告他們加強安全防衛。”

下午4時15分，鄧普西打電話給俄國文化交換處的一秘奧利格·克莫諾夫。這個俄國人感謝鄧普西的警告，並使他確信那位在政治局排行第三位的書記受到了很好的保護。他克莫諾夫本人對他的安全負責，什麼事也不會發生。

鄧曾西擱下電話對格雷迪說：“這是感謝，又不是感謝。

他們已經把他們的紅腦袋安全地鎖在地下室裡了。“

鮑伯·馬丁上士的人馬現在有170名，在中學設立了指揮部。8名官員都來自州警察總部，從周圍地區借來的42名官員和警察，120名志願工作人員分8小時一班，管理電話，他們大多數來自婦女選舉者同盟、少年同盟以及青年共和黨人俱樂部。

“我們正走向失敗。”馬丁對迪爾奧抱怨說，疲勞使他的雙眼下形成一個黑圈，並把他臉上的皺摺往下扯，日光燈不斷的閃光使他的眼睛眯成一條縫。過去的這兩天兩夜完全晝夜不分了。他咳嗽了幾聲，把痰吐到衛生紙裡。過多的咖啡刺激鼓起了他的勇氣，陳腐菸草的煙霧臭味嗆住了他的鼻子。

“多麼窩囊的差事，”迪爾奧嘆了口氣說。“謝謝上帝，我們只不過幹了幾天，就要無可奈何地結束了。”他笑了笑。自從他的指揮部建立以來，他一直和馬丁相處。他們睡在學校的帆布床上，在電話旁邊值夜班，不停在考慮著那個難以捉摸的、奚落人的殺人犯下一次將在哪裡出擊。

過去的兩天中，平均每分鐘4次電話，每小肘240次。

他們從這些電話中清理出1100個有嫌疑的人，這些人必須經過核對、調查。這電話仍然紛至沓來。

馬科斯上士走進總部，看上去象個頹廢派。他倒在帆布床上說：“我被女士們弄得沒情緒了。電話從內布拉斯加、得克薩斯、佛羅里達，甚至從印度的孟買和威爾多斯打來。

他們都想談論其人，大部分是受驚的婦女。有趣的是這些電話的形式發生的變化，在那位家庭婦女被殺之前，大部分打電話的婦女提醒我們注愈她們憎恨的以前的男朋友。塞爾瑪·皮考爾淹死之後，她們又轉到了現在的男朋友和丈夫。

我從來沒有想到有這樣多不幸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