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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其成長過程中花費的醫護成本之高，令人咋舌。“在那時，擁有醫療保險的美國家庭還不到10％。”奧新斯基寫道，“一個脊髓灰質炎患者的護理費用（每年大約900美元），事實上超過了人們的平均年薪（875美元）。”

之後，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美國成為全球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前途一片光明。然而人們有理由擔心，僅此一種疾病在未來就會耗費較大比例的醫療護理預算，那麼這將嚴重拖累整個國家。

隨後，一種疫苗，實際上是一系列的疫苗被研發出來了，脊髓灰質炎疫情被有效控制住。

如果我們將脊髓灰質炎疫苗稱為一種“簡單”的解決方案，這似乎低估了相關人員所作出的貢獻，他們曾為遏制脊髓灰質炎蔓延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醫學研究人員，其中喬納斯？索爾克、阿爾伯特？薩賓的貢獻尤其突出；籌集資金的自願者奧新斯基寫道，出生缺陷基金會是“美國迄今為止最大的慈善軍團”。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為醫學獻身的其他動物（成千上萬只猴子被運送到美國，接受疫苗測試）。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沒有什麼其他醫療手段比疫苗來得更簡單。我們來看看戰勝疾病的兩種手段。第一種，疾病一出現便研究出一種治療手段或發明一項技術，從而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例如開胸手術）；這種方式的成本往往非常高昂。第二種，在疾病大規模爆發之前研製出一種藥物，從而達到預防疾病的目的；從長遠來看，這種方式的成本往往非常低廉。醫療護理研究人員估算過，如果當時脊髓灰質炎疫苗沒被研製出來，那麼目前美國脊髓灰質炎患者將至少達到25萬人，每年在這方面的醫療支出至少達300　億美元。而且，這還根本就沒有將“病人飽受折磨、死亡及恐懼心理等無形成本”計算在內。

疫苗、安全帶和颶風（7）

脊髓灰質炎疫苗是既便宜又簡單的解決辦法，堪稱經典案例，然而這類例子之多，不勝列舉。治療潰瘍的新型藥物，減少了大約60％的手術治療；後來研製出的治療潰瘍的更便宜的藥物，則每年為潰瘍患者節省了大約8億美元的費用。醫學界用鋰治療躁狂抑鬱性精神病的頭25年，大約就節省了1　500億美元的住院費用。即使只是簡單地在自來水中加氟，每年也能大約減少100億美元的牙齒治療費用。

我們此前提到過，過去幾十年來，心臟病死亡率已大幅下降。可以肯定，移植術、血管成形術及支架術這類昂貴的治療手段功不可沒，對吧？

事實並非如此：這類治療方案在心臟病死亡率下降中發揮的作用之小，可以說是令人吃驚的。心臟病死亡率下降，一半要歸功於高膽固醇和高血壓這類危險因素的減少，因為這兩者的治療藥物都相對較為便宜。導致心臟病死亡率下降的其他原因，則是某些極其便宜的藥品發揮的作用，例如阿司匹林、肝素、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及β–受體阻滯劑。

安全帶有多安全？

20世紀50年代初期，駕車旅行在美國極為風行，美國路上行駛的汽車總數大約為4　000萬輛。1952年1月，全美汽車經銷商協會召開了第35屆年度大會。在這次大會上，百路馳輪胎公司的一位副總裁，卻發出了舒適駕車的年代即告終結的警告：“如果交通事故死亡率持續上升，那麼這將嚴重影響汽車銷量，因為很多人將不再開車。”

1950年，美國死於交通事故的總人數大約為4萬。這個數字大約與目前死於車禍的人數差不多，但是這種簡單的數字對比極易產生誤導作用，因為過去汽車行駛里程比現在要少得多。例如，1950年每英里的死亡率是現在的5倍多。

那麼，那時的死亡率為什麼這麼高呢？原因有很多，例如汽車質量缺陷、公路質量差、司機粗心大意。然而，有關汽車相撞的機械力學問題，人們知道的並不多，汽車行業也從未認真調查過這一問題。

讓我們關注一下羅伯特？斯特蘭奇？麥克納馬拉。今天，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就是越戰時遭人唾罵的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被人

妖魔化的一個原因就在於，他往往根據統計分析，而不是情感或政治考量來作決策。換言之，他的行為方式很像經濟學家。

這絕非偶然。起先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就讀，後又繼續在哈佛商學院深造，隨後留校任教，成為一位年輕的會計學教授。“二戰”爆發後，他投筆從戎，因為在統計分析方面才能出眾，最終被調進了陸軍航空隊所屬的統計管制處。

他領導的團隊以資料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