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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公共政策中最亟待解決的議題。如果我們可以確定氣候變暖將給我們造成多大的損失,那麼這個問題就成了經濟問題,歸根結底也就相當於簡單的成本收益分析。減少碳排放將帶來的益處,是否比為此投入的成本更大?如果等著在未來再減少碳排放,情形是否會更好?抑或,如果我們恣意汙染地球,並在全球變暖的程序中學會生存,是否也行呢?
經濟學家馬丁?威茨曼分析現有的最完善的氣候模型後得出結論,未來面臨十分糟糕情形的機率為5%,屆時溫度將升高10攝氏度之多。
當然,由於預測的是不確定性因素,所以結果就更為不確定。那麼,在全球將面臨重大災難的機率相對較小的情況下,我們應投入多大的成本來應對它呢?
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曾就全球變暖問題為英國政府撰寫了一份百科全書式的報告,他給出的建議是:我們每年應將世界各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拿出來應對這個問題。從現今看,也就是要為此投入萬億美元。
然而,大多數經濟學家都知道,人們一般都不願為了應對未來問題而花費大量的錢財,尤其當這種未來問題發生的機率如此之低時。我們也可以靜觀其變,這樣做的理由在於,在將來的某天我們或許有更好的方案,其成本要比我們現在低很多。
全球變暖問題(2)
就經濟學家而言,其所受訓練使之足夠冷血,因而能悠閒地坐下來,鎮定地討論有關全球性災難的利弊權衡問題,然而相比之下其他絕大多數人對此就沒有那麼鎮定了。對於未知的情形,大多數人都會作出過度的反應,表現為不同的情緒,例如恐懼、責備、麻木不仁,等等。此外,未知情形擾人心煩的一點還在於,會讓我們聯想到最糟糕的情形。(想想上次那個寂靜的夜晚,你聽到臥室外面令人恐怖的腳步聲。)全球變暖可能導致的最恐怖的情形,絕對與《聖經》中的描述無異:海平面上升,高溫煉獄,災難頻發,地球混沌無序。
因此,阻止全球變暖的運動熱情已儼然上升到宗教高度,也就容易理解了。這種運動的核心思想是,人類繼承了一塵不染的伊甸園,卻因為汙染了它而罪孽深重,所以為了使人類免於萬劫不復的災難,我們就必須為此受苦受難。詹姆斯?洛夫洛克或許可被視為這種信仰的教皇,他寫出來的懺悔文字,就像禮拜儀式中人們吟誦的禱文一樣,讓人感覺親切,共鳴感自然也會油然而生:“我們揮霍資源,過度汙染地球……要做到可持續發展,現在為時已晚,我們當下要做的就是可持續撤退。”
“可持續撤退”聽起來就有點像懺悔一樣。尤其當我們用這種說法來批評發達世界時,這就意味著,少消費、少使用、少開車,還有就是要逐漸減少地球人口——雖然這麼說可能很殘酷。
如果說現代的環保運動有一個堅定不移的守護神的話,那麼毫無疑問,這個神就是阿爾?戈爾,美國前任副總統、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導演的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不遺餘力地宣傳環保,讓數百萬人瞭解了過度消費的危害。此後,他建立了氣候保護聯盟(Alliance for Climate Protection),這個組織將自身描述為“史無前例的大眾遊說專案”。這個組織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於,它開展了耗資3億美元、命名為“我們”的公益宣傳活動,以倡導美國人改變其揮霍無度的生活方式為宗旨。
同時,任何宗教都有異教徒,當然全球變暖現象也不例外。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是一位接受傳統教育的記者,後來順利當上了倫敦市市長。他讀了洛夫洛克的著作後,將之稱為“神父一個”,並得出了如下結論:“就像至高無上的宗教一樣,對氣候的恐懼滿足了我們懺悔、贖罪的需求,並符合‘技術進步定要遭到眾神懲罰’的這種亙古不變的潛意識。正因如此,對氣候變化的恐懼與宗教信仰十分相似,因為這一切都是不可知的:你的懺悔或贖罪行為到底是否有效,你根本就無從知道。”
因為我們塵世的伊甸園遭到了玷汙,認為這是人類罪孽所致的狂熱信徒對此大加哀嘆,與此同時,異教徒則指出早在人類出現之前這個伊甸園的大氣中就已經自然地瀰漫著充斥甲烷的濃厚煙霧,以至於生命差點就此絕跡。當阿爾?戈爾倡導人們放棄使用塑膠購物袋、不開空調、儘量減少出行時,不可知論者則在不滿地嘟囔:人類活動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僅佔全球總排放量的2%,其餘98%都源於自然現象,例如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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