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3/4 頁)

武則天不無關聯，《輿地紀勝》記載：“（皇澤寺）在州西告成門外，寺刻武后石像，狀比丘尼。”1954年，皇澤寺大殿前曾出土一通石碑，上書“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澤寺唐則天皇后武氏新廟記”，多少驗證了史書記載。

或許是因為武則天的緣故，唐代皇澤寺香火一直頗為旺盛，石窟造像規模與數量也僅次於千佛崖。1908與1917年，德國建築師柏石曼與法國探險家色伽蘭先後來到皇澤寺，柏石曼用相機第一次拍下了皇澤寺存照，照片發表在1926年出版的《中國建築與景觀》一書中。

照片中的皇澤寺荒蕪而落寞，破敗的大殿背後，大大小小的石窟層層疊疊，密如蜂巢，即便是再小的石窟，都能清楚地看到菩薩曼妙的身姿與華麗的背光。這也是近代歷史上對千佛崖的第一次考察，不過並未在當時的中國產生多少反響，人們熟知的，還是北方的莫高窟、龍門石窟、雲岡石窟；而千佛崖，只有民間的不斷妝彩與頂禮膜拜。四川石窟第一次震驚國人，還要從1945年顧頡剛、馬衡等人在大足大佛灣發現大足石刻說起。

大佛窟是皇澤寺規模最大的石窟。對照柏石曼的照片，不難發現此窟民國以後曾有妝彩，窟壁漆成紅色，主佛也穿上了棕、青二色彩衣，而當年栩栩如生的力士，如今已風化成一個斑駁的輪廓。據四川省社科院學者胡文和考證，大佛窟佛像體形碩大、渾厚，頭與身體不成比例，表情冷漠、僵硬，眼神頗為憂鬱，菩薩的瓔珞也顯得過於碩大，帶有隋代石窟的特點。大佛窟的開鑿年代，當在隋末唐初。

■　巴蜀之地儼然佛國

沿著石梯一步步登臨，佛像在面前次第出現，嘉陵江日復一日的野風磨滅了佛像的臉龐，曼妙的身姿也變得模糊不清。更令人心痛的是，石梯就搭在石窟旁邊，無形中加劇了水土流失，遊人與佛像沒有距離，在窟壁、佛像上隨意塗抹、刻畫，這使得千佛崖石窟群成為四川最亟需保護的石窟群。

千佛崖以大雲古洞為中心，大雲古洞高米，寬米，深米，是千佛崖最大的一窟，正中中心柱雕有彌勒佛站相，南北各有兩個圓形龕，龕中設壇，這也是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須彌山石窟中流行的石窟寺佈局，既有造像，又是僧人修行的密所。大雲古洞的來歷，據學者張同標考證來源於《大雲經》。《大雲經》本是一部平常的佛教典籍，卻因為記載了一個天女以女身當國王的故事，暗合武則天稱帝，在公元690年一夜之間身價百倍，不僅朝廷詔令廣為刊刻，全國各郡縣皆建造大雲寺，開鑿石窟，以傳抄、頌念《大雲經》為時尚。難怪廣元人說，大雲洞中的彌勒佛身材修長，眉如新月，櫻桃小口，就是依照武則天的模樣刻成的。

圍繞大雲古洞，千佛崖石窟向南北兩段延伸，見縫插針一般佈滿巖壁，最密處石窟上下十三層，蔚為壯觀。盛唐之後，廣元民間造像已極為踴躍，捐資者的身份也是林林總總。比如盧舍那窟，捐資者為“同州呂再興、劉應，蘭州瓷窯戶田忠三人”；大佛洞南龕、南下方龕則是一個叫彭景宣的信徒分別為亡女、亡妣捐資開鑿。凡此種種，可以清晰地看出石窟造像從官宦走向民間的脈絡。

與四川許多隱藏在深山中的石窟不同，由於地處通衢大道，千佛崖絕壁上鑿有無數題記，年代從唐延續到民國，如同一部民間史書，記錄下佛在千佛崖的歷史。就三聖堂而言，唐景龍三年（709年）四月，“弟子王小蘭為母乞願平安，敬造供養”；唐開元七年（719年），有個叫郭奉的女子又為亡女彭二孃供養了一尊觀音像；五代天成二年（927年），御史大夫李仁矩路過千佛崖，出資將三聖堂裝點一新；南宋紹興八年（1138年），利州轉運司主押官王澤民與妻子亦“裝飾此佛一堂”。

晚唐之後，北方知名石窟相繼衰落，深受中原影響的千佛崖大規模造像也日趨停止。邁過了道路的瓶頸，在邛崍、蒲江、大邑、夾江、丹稜、安嶽、資中、樂山，四川唐代石窟如雨後春筍一般興起，四川接過中國石窟藝術的接力棒，成為中國晚期石窟的代表作。從此，巴蜀儼然佛國。　■

本文來自《看歷史》2010年6月刊

。　想看書來

樂高：電腦複製時代的機械玩具（1）

《看歷史》特約撰稿┃唐鄭亮

樂高，這家丹麥的玩具公司在1932年剛剛誕生的時候，只是一家普通的玩具商。正在這時，人們意識到小孩並不是成年人的附屬品，孩提時期的經驗和教育將造就他們一生的基本氣質。這個“世紀玩具”偶然而幸運地踩到了這個機會，正好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