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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骨清像”之風。1986年9月，這裡又出土了一通劉約造像碑，碑文中有“晉壽郡”字樣，北周閔帝元年（557年）後，東晉壽郡始更名為晉壽郡，劉約造像碑的年代也由此被認定在北周時期。　。　想看書來

廣元千佛崖　佛祖入川前碼頭（2）

1989年後，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所佛教室的丁明夷、馬彥等學者對千佛崖進行了一次系統考察，認定千佛崖石窟造像始於北魏末年。千佛崖第7窟大佛窟，寬米，高米，深米，大佛方臉濃眉，鼻樑粗大，令人想起雲岡石窟的佛像。他的模樣既不像印度人，也不像中國南方人的相貌，而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此時的廣元雖然歸屬南朝，卻屢屢被北朝軍隊佔領，大佛的風格恰恰證明了這段歷史。

第21窟三聖堂採用北魏年間流行的三壁三龕窟結構，正中與南北兩壁皆鑿有佛像，龕中均為一坐佛二菩薩，飛天束髮直立，著短衫，腰束帶，大裙裹足形如羽尾，整體呈現出輕盈飄逸之態，與麥積山石窟、須彌山石窟某些造像尤為相似。

迄今發現的四川石窟造像，大多為唐代以後作品，相比之下，石窟進入廣元年代頗早，其造像與北方保持著相當的一致性，這或許與廣元特殊的地理位置不無關聯。廣元北依秦嶺，南控劍閣，東北扼秦隴、西南控巴蜀，地處四川盆地通往漢中平原的金牛道之上，戰爭年代更是兵家必爭之地。史載廣元十六國時屬成漢政權，南北朝大部分時期又歸南朝統轄；大同二年（536年），還入南梁，稱黎州，北魏閔帝元年（557年）更名為晉壽郡；隋朝初年稱綿谷，唐時置利州，武則天之父武士彠或許是首任利州刺史。

廣元雖地處巴蜀，卻屢屢更名，歸屬建制也時有變化，而上述這一段時期，正是中國北方開山鑿佛的高峰期。甘肅麥積山石窟，始鑿於十六國後秦，歷北魏、西魏、北周、隋、唐至鼎盛；龍門石窟始鑿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時，北魏、唐朝大規模營建140餘年。地處要衝的廣元自然深受影響。

蜀道難，石窟藝術只能沿著為數不多的道路向四川盆地腹地慢慢推進，巴蜀之地與中原的交通長期以來惟依賴金牛道、米倉道而已。其中，金牛道是古蜀道主幹線，其路線為從漢中興元府（陝西南鄭）以西，經勉縣西南烈金壩（金牛驛），南折入五丁峽、五丁關入蜀；米倉道則由南鄭南向米倉山，經集州（今四川南江）直抵巴中。廣元也就當之無愧地成為了石窟藝術進入四川的前碼頭，地處米倉道要衝的巴中則成為了四川早期石窟藝術的另一箇中心。

■　唐朝官吏帶來開窟祈福之風

有唐一代，官員、文人、商賈或外放為官，或流徙巴蜀，或往來經商，特別是韋抗等來自長安的大員，隨行人員中往往不乏中原技藝精湛的石匠、畫師，中原地區盛行的開窟祈福之風也在蜀地慢慢延續開來。

開元八年（720年）正月，又一位唐朝名臣自長安赴利州，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名叫蘇頲。

蘇頲由長安入蜀，路過千佛崖，寫下《利州北佛龕記》：“吾見夫山連岷山嶓，水合江沱，山兮水兮，路窮險耶，南望兮此多情。吾觀法像住世於巖之阿，千百萬億兮相觀我，載琢載追兮吾匪他……”想來當時的千佛崖是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工匠在絕壁上往來上下，鑿石開龕，遠遠望去，佛像儼然有“千百萬億”之巨。

到利州不久，蘇頲就捐資在千佛崖開窟。第二年，他巡行至利州，石窟已經完工，蘇頲大喜，又作下一首《利州北佛龕前重於去年題處作》：“重巖載清美，分塔起層標。蜀守經途處，巴人做禮朝。”此時的千佛崖規模更勝，巖壁上到處是清秀雋美的佛像，石窟如同佛塔一般，層層羅列，直達山巔。

廣元千佛崖　佛祖入川前碼頭（3）

幸運的是，蘇頲捐資的石窟得以一直儲存至今，石窟不大，雕有一佛二菩薩，是唐時最為常見的雕刻題材，南側有“都督府長史、持節劍南道檢校史、上柱國許國公武功蘇頲造”題記，習慣上也稱為蘇頲窟。此外，利州刺史畢重華在千佛崖也捐資鑿有菩提瑞像窟，窟內雕有毗盧遮那佛與十二弟子。據廣元文管所學者陳正鵬統計，除了韋抗、蘇頲、畢重華，千佛崖唐代捐資者的身份，尚有利州長史、光祿大夫、御史大夫、東川官吉使、昭武軍節度使等官名以及晉國夫人、越國夫人等稱號，可見早期造像往往與官宦關係密切。

就在千佛崖鑿石聲不絕於耳之時，嘉陵江對岸烏龍山絕壁上也是方興未艾。烏龍山現存石窟52龕，因山上建有皇澤寺，故得名皇澤寺石窟。皇澤寺據傳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