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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沒有,哪怕有,至少在目前來說也是不成氣候。
以歷史淵源來說,南方和西南方,主要是洪門的勢力。“
“說了這麼多,”姜雄看看牆上的掛鐘,已深夜兩點,“不知城哥為什麼說這夥人極可能是青幫的徒眾?”
“我主要是從他們的作案手法來判斷。這些案件,大多是什麼‘套棺材’、‘剝豬玀’、‘拋頂公’、‘仙人跳’、‘放白鴿’、‘倒脫靴’、‘帶線行劫’等手法,都是些青幫下三欄的勾當。”
“這是些什麼鬼名堂?”姜雄聽得有點吃驚。
金城看看桌上攤開的各式“筆錄訴狀”,指指其中的一疊,道:“這些人在車站丟了行李,便是被人‘套棺材’。作案人自備一個沒底的行李箱,趁旅客不注意,把箱套到旅客的箱上拖走,由於從外表看,他的箱跟旅客的箱往往一樣,致使旅客一時間也不敢去追問。”說著,又指指其中幾張訴狀,“這是‘剝豬玀’,就是三五成群在夜間行劫,躲在沒什麼行人的角落裡,看哪個衣著光鮮的,有財劫財,場所若合適,連色一起劫。”頓了頓,又指指其中兩張訴狀,“這兩個上海商家沒有想到在廣東省城也會被人搶帽子。”
“連搶帽子也是一種名堂?”
“那就是‘拋頂公’。上海人喜歡戴一種大沿邊兔子帽,這種帽子價值不匪,值十元八塊銀洋。小偷便失驚無神地搶人帽子。失主去追時,就會從旁邊竄出一人,把他撞個滿懷,還要纏著他不放,討公道,旁人也不知誰是誰非。搶帽人自然趁機逃之夭夭。這是上海小流氓常用的勾當,想不到現在是搬演到省城來了。”
金城說到這裡,站起身來,在房裡踱了兩個圈。
“那什麼‘仙人跳’的又是什麼鬼名堂?”姜雄看著金城。
金城走回書桌前,指指桌面上另外十張八張訴狀:“這些用女色引男人上當,再行搶掠的行徑,便是‘倒脫靴’、‘仙人跳’、‘放白鴿”之類的勾當,是上海白相人慣用的所謂’軟相架‘——靠女色來作案。“又指指其中一張訴狀,”這個和記者板的家在中午家中沒人時被劫去所有值錢的東西和現款,很可能便是被人’帶線行劫‘。“
“這又是什麼招數?”
“一般的做法是,讓一個女幫員扮成婢女之類在這家裡當傭工,裝出非常清純的模樣,把這個有錢人家的情形、人口、錢財情況打探清楚,適時便來個‘行劫’。所以這家人被爆竊後,那個女傭工便不知所蹤。也有裝扮成巫婆、媒人到有錢人家中刺探情況的,不過上海人不懂廣州話,這點他們大概做不成。”
“這夥人的作案手段似乎不少。”
“這些還算是剛開張的小兒科。要是這夥人在省城立穩腳跟,開了香堂,有了地盤,以後還會鬧出‘移屍入門’、‘栽贓入室’、‘勾奸買奸’之類的所謂‘軟鬍子相架’,拐賣小孩的所謂‘販夜子’,逼良為娼的所謂‘開門口’,拐賣青年女人為娼的所謂‘開條子’,設賭騙財的所謂‘賭軟子’、‘倒棺材’,綁架勒索的所謂‘拔人’,硬敲竹槓的所謂‘裝榫頭’,店鋪開張時硬來要錢的所謂‘包開銷’,搶物移贓的所謂‘打過門’等等‘相架’。傳統的洪幫講明刀明槍,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敢油鍋裡撈秤砣,硬得眾目昭彰,乾淨利落,雖赴湯蹈火而不畏縮;而且不收女門徒——除了專門的四、七堂。青幫卻是喜歡幹諸如此類的下三欄勾當,同時還常用女門徒來幹‘軟相架’,若容這夥人在省城坐大,無異於養虎為患,你這個偵緝科副科長以後休想安寧,我們廣龍堂說不定又會碰上一個勁敵。”
說到這裡,金城來回踱了幾步,看窗外,一輪圓月已然偏西。今夜是農曆三月十六,正所謂十五的月亮十六圓。公曆則是五月一日,廣州的天氣已經很暖和了。
去年的五一,廣州工人在市立第一公園(今人民公園,即文革前的中央公園)及東園兩處召開大會慶祝勞動節,會後舉行了十萬人大遊行。前年的五一,廣州各工團三千餘工人舉行慶祝遊行,工人抬著“勞動神聖”的大標語,呼喊“不勞動者不得衣食妝、”八小時工作“等口號,沿途散發傳單。大前年的五一,廣州、香港共千餘工人在東園集會,是晚舉行提燈會,沿街遊行者五萬餘人。也就在當天,孫中山為《新青年》雜誌”勞動紀念號“題寫了”天下為公“。
但今年的五一,省城很冷清,時局仍然動盪。半個月前,一直想作亂的軍閥沈鴻英接受了北京政府的“督理廣東軍務”的任命,妄圖進犯廣州,驅趕孫中山出省城。孫中山親自督師還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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