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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日本回國，先在杭州一所師範學校任教；次年7月，回到紹興，任紹興浙江省立第五中學教務長，後任學監，再轉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在紹興工作，離家很近，他卻只偶爾在週末回去看看母親，其餘時間就隻身留在學校，要麼批改學生作業，要麼通宵讀書和整理古籍。

他是儘量不與朱安接觸，他認為這不該是他的妻子。內心苦悶中，三十來歲的魯迅無心修理邊幅，看上去幾乎象個老人。

孝順的魯迅沒有明言埋怨母親，只曲折地流露心跡。他有一句關於母愛的名言：“母愛就像溼棉襖，脫了嫌涼，穿著又不舒服。”說這句話的時候，他心裡想的不就是母親為他包辦了一樁完全不符合他心意的婚姻、為他造成了終身痛苦嗎？

1912年5月，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同為紹興人的蔡元培邀請魯迅到教育部工作。那時臨時政府的大總統由孫中山換了袁世凱，首都已從南京遷到北京。魯迅到北京開始了十四年之久的生活。

在北京的前七年多，魯迅獨居；朱安則在紹興家鄉，盡心伺候著周老太太魯瑞。雙方的婚姻家庭生活一片荒涼。

1919年11月，魯迅的經濟條件已比較寬裕，他買下了北京西直門內公用庫八道灣十一號的一個院子，花費三千五百元。北洋政府時代是公務員工資最高的時代之一，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僉事兼第一科科長周樹人同志主管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等事宜，在1913到1922年，他的年薪收入在二千五百元到三千九百元之間。

三進院落的八道灣衚衕十一號使魯迅在紹興的家全搬到了北京。魯迅自己住陰暗潮溼的中院，母親和朱安住前院，大弟周作人和弟妹羽太信子、以及二弟周建人住後院。

全家團聚，而且魯迅在那時正逐漸聲望鵲起，但他卻沒有好心情：因為朱安也來了。

以前魯迅和朱安避開，雖有夫妻之名卻無夫妻之實，倒也給了彼此安靜。如今到了一個屋簷下，矛盾再也無法避免。

朱安婚後十三年，不但沒有和魯迅過上基本的夫妻生活，甚至幾乎沒得到魯迅一個笑臉。她除了日日伺候婆婆魯瑞，不知道該怎麼對待自己這樁可憐的婚姻，她覺得丈夫和自己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到1919年，魯迅終於讓她搬來北京，她的心裡頓時燃起了希望，到首都和“當京官”的丈夫團聚，這讓她在孃家和當地也恢復了臉面。

然而漫長的十三年一點也沒有改變魯迅對她的冷漠態度。魯迅無比悲涼地知道，這個因母親的原因而憑空插進自己生活的女人，毀掉了自己嚮往的生活和終身幸福；儘管自己全副的現代思想主張，也只能無奈地接受這個現實。看見朱安，就像看見了自己不幸的根源。

在八道灣的日子，對朱安不啻是惡夢。朱安擅長烹飪，能做一手可口地道的紹興菜，但她做的菜魯迅往往不吃，只因母親在一桌才勉強吃幾口；朱安為魯迅做的衣褲，魯迅連試都不試就扔在一邊，朱安後來不敢交到他手上，只把縫好的棉褲放在魯迅床上，希望他不經意穿上，不料魯迅看到後把它扔到了院子裡；甚至朱安到魯迅房中為他鋪好被子，他也找茬大發脾氣，把被子抖落在地，還要把床拆掉……

朱安天性溫和馴良，這麼多年也已習慣魯迅對她的態度。在魯迅面前她又有深深的自卑，看著魯迅和當時的文化名人和青年學生來往、交談，也的確感到這個男人跟自己熟悉的人和生活完全不一樣。她除了感嘆自己的命不好，對魯迅並沒有怨恨，維持著家庭表面的平靜。

但她堂堂正正嫁給了魯迅，是正宗的魯迅夫人，她任勞任怨伺候婆婆，就是實心把自己當作了周家人。因此，她也會在外人面前擺出家庭主婦的身份，比如一些學生來拜訪魯迅在客廳交談時，她就會微笑著捧上水果點心，然後在學生們“師母”的呼喚中得到滿心甜蜜，儘管她知道魯迅非常厭煩她的出現。

朱安最大的夢想，就是丈夫魯迅能接受她，和魯迅成為正常的夫婦。她想接近魯迅，可又不知該怎樣接近。魯迅心情好時，也和她閒聊。有次魯迅說到某種食品，說十分好吃；受寵若驚的朱安趕緊介面說，是的是的，我也吃過，真是非常好吃！不料魯迅的臉立即沉下來：因為這種食品是他在日本吃的，中國沒有。她的湊趣，反而更添魯迅的惡感。

魯瑞見魯迅婚後這麼多年都沒有孩子，她又很想看到魯迅的孩子在她面前跑來跑去，不免抱怨給朱安聽。朱安委屈地說：“大先生根本不靠近我，怎麼能有孩子出來？”

早在1914年，朱安知道自己無望生下魯迅骨肉，怕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