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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齊觀。

他利用了深入人心的佛教、道教的關於虛、無的思想成果，建立良知的本體論。“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家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一些意思在。”

所以，可以理解他說“善惡只是一物”到底要幹什麼了。就是要用括號括去所有的陳見，從而幹掉所有的支離、外道的學說－－無論是漢學，還是理學，都是人為配置的話語，都只能見漢儒宋儒，而不能見聖道本身。我這個心學就是為了繞開那些東西，直指大道，直指“存在”本身。海德格爾的“在”是上帝的別名，陽明的這個“在”是說上帝在我心中－－天理即是我心。在這一點上，他能與馬丁．路德說到一起去。

應該承認，陽明在努力論證“無”高於有時，更多地運用了《老子》的理路，他的良知就是老子那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道”－－陽明馬上就會修正－－道就是天地精神，良知就是道，一用什麼“與”呀“和”呀的就是分為二了。就支離了，上邪路了。

找不到無，就找不到有。

７．簡易直接　起死回生

怎樣才能找到虛靈的“無”呢？靠複雜的知識學是隻能越找越糊塗，這叫做為學日彰，為道日損。只有簡易的實踐學即做功夫才能求得我心。這與西方遠心的哲學卻成對比。自然陽明針對的不是西學，而是儒學內部的經學和理學。《易經》並舉了窮理與儘性；《書經》並舉了惟精與惟一；《論語》並舉了博文與約禮；《孟子》並舉了詳說與反約、知言與養氣；《中庸》並舉了尊德性與道問學。陽明堅持不懈地將這些對子融合成一個有機體。心既不能與物對立，更不能別個心對立，誰還在對立狀態誰就還在聖學的門外。

良知是虛的，功夫是實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將知識與實踐、功夫與本體融為一體。良知前冠一“致”字，恰如其分、恰到好處地點出了要害。這個“一了百了”的功夫又正是活一天有一天新問題的需日新日日新的功夫。

把握住良知這個根本，然後加以所向無敵的推導，便是他教學生的簡易直接的方法。如有人用“知之匪艱，行之惟艱”這句聖訓來懷疑知行合一的命題，陽明說，“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還是看你心誠志堅否－－人是可以成聖的，就看想不想成了。要真想成就很鬥私心一閃念，時時刻刻致良知，用陽明的話說叫“隨物而格”。

他跟同學們說：“我與諸公紙知格物，日日是如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公聽我言，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一場話說，雖聽之亦何用？”

尋找虛靈本體，須於不可見的世界多下功夫，相對於不可見的世界，我們的可見之物微不足道。一個學生用佛門公案來問“見性”問題：佛伸手，問眾見否？眾曰見。佛縮手於袖，問還見否？眾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學生不解其義。陽明說：“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關鍵是你的見性，你能發揮見性即使是盲人也能知道有手在。能見不能見不在目力而在心力。他覺得更關鍵的問題在於

“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聞上馳騖，不在不睹不聞上著實用功。蓋不睹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個實落處。”不能以外在的聞見為累。因為這樣才能返回本心。而只有返回本心，才能切合無所不在的理。

有的學生將不睹不聞理解成本體，將戒慎恐懼理解成工夫，陽明馬上加以修正，說二者是合二為一的，若“見得真”、理解得透，倒過來說戒慎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亦得”。

他自然不懂現代心理學，為了說明良知的虛靈性，他就用夜氣來打比方：“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慾之雜也。”“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眾竅俱翕，此即良知收斂一時。天地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眾竅俱闢，此即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上下與天地同流。”

這便是熊十力的“翕闢成變”的宇宙論之來源。其實陽明只是在發揮孟子的“夜氣”，意在為失其良心的指出個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參《傳習錄》中」

他說：天地間鳥飛魚躍都活活潑潑的體現著天理，這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鳥飛魚躍跟人們為了各自的目的而奔波「“必有事”」是一樣的，“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