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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逝世的時候，孟衝尚為掌印太監，亦無越過孟衝、託孤馮保的理由。所以馮保矯遺詔是有的，但是隻是矯遺詔用為司禮掌印太監，並不是矯遺詔同受顧命。最切實的證據見居正文集：

公昔以勤誠敏練，早受知於肅祖，（世宗）常呼為“大寫字”而不名。無何，即超拜司禮，關內政。嘉靖丙寅，迎立穆宗皇帝，以功蔭其弟、侄數輩。穆宗不豫，召輔臣至御榻前，受顧命。公宣遺詔，音旨悲愴。今上踐祚，奉先帝遺命，以公掌司禮監事。（文集九《司禮監太監馮公豫作壽藏記》）

這一篇文章，作於萬曆二年，正在居正掌握政權，結好馮保的時候，假如馮保曾經矯詔同受顧命，記中何以不把他底地位提清；而且後段又稱馮保掌司禮監，“宮中府中，事無大小，悉諮於餘而後行，未嘗內出一旨，外幹一事”，更和同受顧命的身分，完全不合。所以根據居正底記載，可以證實馮保沒有矯遺詔同受顧命，同時也可以證實馮保為掌印太監，在神宗即位以後。《馮保傳》又稱：“穆宗得疾，保密囑居正豫草遺詔，為拱所見，面責居正日：‘我當國，奈何獨與中人具遺詔？’居正面赤謝過。”（《明史》卷二一三《高拱傳》及《居正傳》皆不載。）顯然也是一件莫須有的故事。穆宗突然中風以後，隨即召大臣入宮，面授顧命。（《文忠公行實》記扶持還宮以後，即言“坐稍定，先帝召太師榻前，執太師手，囑託甚至”。）第二天隨即逝世，其間更無猶豫的時期，可以給馮保密囑居正豫草遺詔的機會。而且以居正那樣地精細，決無密草遺詔，更容高拱看見的道理；同樣地，以高拱那樣地強幹，也不會在揭破居正勾結馮保的秘密以後，隨即把自己推翻馮保的計劃，更和居正商榷。（參《明史·高拱傳》）處處都露出矛盾。本來這一次政變，是一件突如其來的大事，以後居正當權，不免引起一部分人底反感，馮保更加是眾矢之的，於是以訛傳訛，發明成為發見，傳說成為事實。到了清初修史，沒有整理史實的決心，所以在記載裡，不但充滿許多矛盾，而且描寫高拱、居正，有時竟至忘去本來的面目。

從隆慶六年六月初十日甲子起到十六日庚午止，這七天之中，整個朝廷，沈沒在滔天的波浪之中。在政治機構方面，是司禮監和內閣的對立，在人的方面，是馮保和高拱的對立。馮保底後盾，是皇后、皇貴妃，尤其是皇貴妃，神宗只有十歲，當然和母親站在一面。高拱底後盾，是六科給事中，和十三道監察御史。高拱是政治界的老斗士了，他戰勝了幾位元老，當然看不上一個新進的掌印太監。他後面有的是輿論和群眾；內閣的內部，他知道除了自己，只有高儀和張居正。高儀是自己引進的，入相僅僅兩月，當然惟自己“馬首是瞻”，至於居正，高拱認定這是十幾年以來的同僚，而且和自己志同道合。“‘周、召夾輔’，居正不是曾經說過嗎？”高拱想著。後方的佈置，沒有任何的缺隙，高拱正準備和馮保作一次生死的決戰。

最使高拱痛恨的，便是中旨。中旨是皇上底手諭。在現代的立憲君主國，一切的詔令要經過內閣底副署。中國古代也是如此。有中書省等的時代，詔令要經過中書省等，明代改為內閣，詔令便要經過內閣。唐朝武后在位，政治算是混亂了，但是當時人還能提出“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詔’的口號。（武后元宅元年，改中書省為鳳閣，門下省為鸞臺。）明代在內閣以外，有通政司和六科，對於皇帝底詔令，都有隨時復奏封駁之權，因此皇帝隨時頒佈手諭的自由，更受到重重的約束。不過法制是法制，事實是事實，在不上軌道的政治狀況中，手諭仍舊不免出來，成為史冊所記的“斜封墨敕”和“中旨”。這正是負責任的大臣所最痛恨的事。

神宗一經即位，中旨隨即頒到內閣，其中的一件，便是引用穆宗遺詔，授馮保為司禮掌印太監。高拱痛恨極了，對傳旨的太監說：

“中旨是誰底旨意？皇上底年齡小得很呢！一切都是你們做的，早遲要把你們趕走。”一番聲色俱厲的言論，小內監都傳達給馮保。這可使馮保怔住了。他到皇后、皇貴妃那裡去攛掇。他指出穆宗逝世那一天，高拱在內閣裡嚷著：“十歲的孩子，怎樣做皇帝啊！”

“這是什麼意思？”馮保把高拱底語句改造以後，又提出質問。皇后、皇貴妃都吟味著“這是什麼意思？”她們感到悚惕，連十歲的皇帝，也突然變色。在這方面，馮保正在佈置他底陣線。

高拱取的攻勢，當然一刻也不懈怠。他認定自己和居正、高儀，是顧命大臣，他要報答穆宗皇帝，也要輔佐神宗皇帝；自己是首輔，更加責無旁貸。馮保底氣焰一天大似一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