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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科派騷擾，不勝勞苦，沿途生事百端，軍民避之，無異夷虜，及至京師，淹留數月，待私貨賣盡，然後啟行，此豈為觀光修貢者耶？竊以為宜如王府例，每歲只差人進馬入賀，不必親行；或當朝覲之年，預期奏請，得旨而後行，亦為簡便。公如以為可，疏請之。若今歲，則彼聽勘未結，自不宜來矣。（書牘十三《答山東巡撫何萊山》）

商定底結果，衍聖公入朝定為三年一次。這樣一來，對於衍聖公底走私夾帶，當然不免發生稍許的不便，但是交通幹線附近的居民，卻減少了不少的驚惶。

萬曆三年，發生了水利問題；這一年舊事重提，再行發動疏鑿泇河和膠萊河，這兩件事，居正都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都沒有成功。本來明朝的水利問題，集中在黃河，這不是因為明朝人對於水利有特別的興趣，而是因為政治和軍事的關係，不能不著重漕運；著重漕運，便不能不著重黃河。明朝的京城在北京，整個的國防形勝，也著重在北邊，因此每年由南而北的漕運四百萬石，成為國家底生命線。隆慶六年，居正曾和港運總督王宗沐說過：

今方內乂安，所可慮者，河漕為最。茲賴公之力，經理十七，江、淮之粟，方舟而至，來歲新運，又已戒期，計三年之後，京師之粟，將不可勝食矣，欣慰欣慰。（書牘四《答河漕總督王敬所》）

萬曆元年，四百萬石又安穩地北上，居正又說：

四百萬軍儲江、海並運，洪濤飛越，若涉平津，自僕有知以來，實未見有如是之盛者。一日侍上，語及今歲漕事，天顏喜悅，殿上侍臣，鹹呼萬歲。僕因推言，此皆督臣之功也，宜加懋賞，重任之。上深以為然。（書牘五《答河漕王敬所言漕運》）

次年，漕運還是如期北上，居正說起：

辱示知：運艘已於三月十一日，盡數過淮，無任忻慰。聞度江遇風，諒無大損，若前途通利，則額賦可以畢達，國儲可以日裕矣。今計太倉之粟，一千三百餘萬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當別有處分，今固未敢言也。（書牘六《答河漕王敬所》）

居正方作國儲充實以後的計劃，就在這一年，黃河在邳州決口，淮河也決口。萬曆三年，黃河又在碭山決口，黃水不斷南流，一部分由淮安入運，直灌長江，淮、揚一帶因此發生極大的恐慌。但是當局底注意還是集中運道。這時從宿遷到韓莊的運河還沒有，從淮安到宿遷，再從宿遷到徐州茶城，黃河就是運河，明朝人稱為“借黃為運”，在借黃為運的情形下面，黃河底通塞，和漕運有關，也就和國防有關。明朝人治河有幾條牢不可破的原則。第一，黃河到開封以後，不許向北，因為向北便不能向南，淮、徐一線的漕運便發生問題。第二，黃河到徐州以後，不許向南，因為向南便影響明朝鳳、泗一帶的祖墓。第三，即使在這個範圍以內，也不許輕易改道，因為改道便會發生淺灘，必然妨礙糧艘向北，空船回南的路線。在這幾個原則之下，明人對於洪水橫流，挾沙俱下的黃河，只有夾岸築堤以防黃水底潰決。他們築堤的技術非常發達，單就堤岸的名稱，便有遙堤、縷堤、月堤、格堤底不同，但是最後總有橫潰的一日。黃河屢次決口，河水流入運河，覆在高郵決口。事態嚴重極了，種種的主張都提出，一切等待居正解決。

居正只有給河道總督傅希摯去信。萬曆二年，他說：

近聞淮、揚士大夫言海口益淤，以故河流橫決四溢，今不治，則河且決而入於江，維揚巨浸矣。又有言前議築遙堤為不便者。其說皆信否？從未行此道，不知利害所歸，望公熟計其便，裁教。幸甚。（書牘六《與河道傅後川》）

希摯底覆信來了，居正覺到遊移，又去一信：

辱示《治河議》，一一領悉，但據公所言，皆為未定之論。海口既不可開；遙堤又不必築；開泇口，則恐工巨之難；疏草灣，又慮安東之貽患。然則，必如何而後為便乎？願聞至當歸一之論，人告於上而行之。（同上《答傅後川議河道》）

最後希摯決定請求重開泇河。泇河二源，一出嶧縣，一出費縣，稱為東、西二泇河。隆慶四年，翁大立總理河道的時候，就提議開泇河，他主張上通微山、赤山等湖，中貫東、西泇河，下合沂水，過宿遷駱馬湖，再人黃河。在隆慶萬曆年間，稱為新水道，其實就是現在韓莊、宿遷間的運河水道。這一個計劃《明史》稱為“引泗合沂”，當然不是專指泇河本身。大立底計劃沒有實現，希摯重行提出。萬曆三年二月，希摯疏稱：“治河當視其大勢，慮患務求其永圖。頃見徐、邳一帶河身墊淤，壅決變徙之患，不在今秋則在來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