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第3/4 頁)

牘五《與蜀撫曾確庵計剿都蠻之始》）省吾調兵十四萬，奏留總兵劉顯統兵出發。劉顯在福建平倭，和俞大猷、戚繼光齊名，但武官底積習太深了，貪贓行賄，不守法紀，一切的事都有，這時正被劾罷。居正和省吾說：“若其人果可用，不妨特疏留之，立功贖罪；如不可用，則當別授能者。公宜以此意明示劉顯，俾鼓舞奮勵；如玩寇無功，必將前罪並論誅之，不敢庇也。地方大事，唯公熟計之。”（同上）三月中，劉顯準備完成，一舉擊破凌霄峰；居正再寄書省吾，督促追擊：

凌霄既破，我師據險，此天亡小丑之時也。宜乘破竹之勢，早收蕩定之功。計蠻眾不過數千，我師當數倍之，無不克者。攻險之道，必以奇勝，今可徵兵積餉，為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以搗其虛。……若不奮死出奇，欲以歲月取勝，此自困之計。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惟公熟計之。劉帥功名，著於西蜀，取功贖過，保全威名，在此一舉。其一切攻圍之計，宜聽其自為便利，勿中制之，唯與之措處軍前賞功募士之費。計軍中一月當費幾何，與其曠日遲久，不若暫費速罷之為愈也。（書牘五《與蜀撫曾確庵計剿都蠻》）

九月中，劉顯平定都掌。捷音到京，居正說起：“十月十四日，聞九絲捷音，不覺屐齒之折。殄此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國家神氣，藉此一振，四方有逆志感紀之人，亦將破膽而不敢恣睢矣。”（同卷《答蜀撫曾確庵》）這裡看出他心中的喜悅。

居正對於國事的計劃，是在穩定中求進展。他整頓賦稅，節省支出，為國家安定經濟的基礎。對於北邊的國防，他是一面分化韃靼，一面整理軍實。對於南方的動亂，他用最大的努力加以鎮壓，勞師費財，一點都不顧惜。這些動亂的原因，他明明知道是由於政治的不良，因此他底責任應當是努力改進當時的政治情況，但是他底措施，止是對於起義農民和少數民族的無情鎮壓。居正是封建社會的統治者，這裡完全暴露了封建統治者的兇狠面貌。

第九章　初步的建設（下）

萬曆元年，居正進《帝鑑圖說》，第二年就發生效力。神宗這時才十二歲，他和吏部尚書張瀚，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禮說，要召見廉能官員，面加獎諭。居正隨即請定面獎廉能儀注，他在疏中說：“臣等竊惟致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核吏治。前代令主，欲興道致治，未有不加意於此者。”（奏疏三《請定面獎廉能儀注疏》）二年正月，神宗在會極門，召見廉能官員浙江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五人，特加獎勵，各賜金幣，便是這一次的結果。

九月間，刑部秋審，判定重囚應處死刑的，一概上奏。這是一件例行的公事，但是困難從宮內發生了。

“慈聖太后底銷旨，吩咐概行停刑，”神宗在文華殿和居正說，“先生以為怎樣？”

“春生秋殺，天道之常，”居正說，“皇上即位以後，停刑已經不止一次：稂莠不去，反害嘉禾；兇惡不去，反害善良。愚臣看來，還是不必停。”

神宗聽了以後，奏明太后，應處死刑的，一概准予執行。

這一點牽涉到古代統治階級的政治思想問題。不負實際責任的人常常主張寬大，但是負擔實際責任的人，便認為這是一個難題。鄭子產臨死的時候和子太叔說：

“我死後，國家大政是你底事了。有德的人，也許能夠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底威焰，人人看到都害怕，所以燒死的人不多；水性懦弱，人人都覺得可愛可近，偏偏死在水中的人多了。所以寬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子產死後，政權落到子太叔手上，這是一位官僚主義的統治者。被壓迫的人民大眾得到這個機會，發動起來，爭取他們的自由。子太叔懊恨極了，他認為早聽於子的話，一定不至於此，這才調動軍隊，把起義的人民鎮壓下去，仍走上反動統治者的老路。

居正是主張猛的，他曾說過：“使吾為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他看到元末的大動亂，完全因為當局的寬縱，以致演成不可收拾的慘劇。所以他認定“君子為國，務強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釁，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文集十一《雜著》）他又說過：

“盜者必獲，獲而必誅，則人自不敢為矣。”（書牘八《答總憲吳公》）關於捕“盜”的事，在考成法也有明文規定。後來萬曆七年，因為“盜犯”中途脫逃的事，他說：

張國用查系三月初間，已屬順天府著長解押發，乃至今尚未到，此必中途賄逃矣。頃已令該府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