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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具員耳。去年仰荷聖明，特敕吏部，慎選提學官，有不稱者，令其奏請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義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體訪各官，卒未能改於其故，吏部亦未見改黜一人。良以積習日久，振蠱為艱，冷麵難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傷於眾口，因循頹靡者，上不必即黜，而且博譽於一時：故寧抗朝廷之明詔，而不敢掛流俗之謗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違私門之請託。蓋今之從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獨學校一事而已。（奏疏四《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

疏後附列十八款，日標都在振飭當時的學風，列四款於次：

一、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又何必別標門戶，聚黨空譚！今後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地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譚廢業，因而啟奔競之門，開請託之路。違者：提學御史，聽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學、按察司官，聽巡按御史劾奏；遊士人等，許各撫、按衙門，訪拿解發。

一、我聖祖設立臥碑，天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惟生員不許。今後生員務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許家人抱告，有司從公審問，倘有冤抑，即為昭雪，其事不幹己，輒便出入衙門，陳說民情，議論官員賢否者，許該管有司申呈提學官，以行止有虧革退。若糾眾扛幫，聚至十人以上，罵詈官長，肆行無禮；為首者照例問遣；其餘不分人數多少，盡行黜退為民。

一、廩膳、增廣，舊有定額，迨後增置附學名色，冒濫居多。今後歲考，務須嚴加校閱。如有荒疏庸耄，不堪作養者，即行黜退，不許姑息；有捏造流言，思逞報復者，訪實拿問，照例發遣。童生必擇三場俱通者，始行入學，大府不得過二十人，大州縣不得過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為少。若鄉宦勢豪，幹託不遂，暗行中傷者，許徑自奏聞處治。

一、生員考試，不諳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發附近去處充吏，六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增廣十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六年以上，罷黜為民。

這是居正整飭學風的計劃；他要打倒遊談之士，所以不許建立書院；他要肅清學霸之源，所以裁減學額；至於禁止糾眾，考驗文理，固然是明初以來的遺規，但是居正有考成法在手，一切都得實行，因此儘管只是舊話重提，但是重提的舊話，到了萬曆初年，便增加新的意義，不能再當具文看待。關於書院一方面，到萬曆七年詔毀天下書院，局勢的推演，更加積極：在學額方面，因為考成底關係，有司奉行，也是非常嚴格。《明史》（卷六十九）《選舉志》言：“嘉靖十年，嘗下沙汰生員之命，御史楊宜爭之而止。萬曆時張居正當國，遂核減天下生員，督學官奉行太過，童生入學，有一州縣僅錄一人者。”大致這不是一句誣衊的話。

假如居正為自己底政治前途打算，關於整頓學風的事，也許還要重行考慮。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的領導階層，得罪這個階層，往往會發生極大的風波。周武帝滅高齊，統一北方，對於南方的陳國，隨時可加撲滅，只因為沙汰沙門，得罪當時的領導階層，這一群僧侶消極反抗，武帝死後，不過數年，整個的國家移轉到一個委瑣平庸的楊堅手裡，智識階層，不曾提出一句反抗的呼聲。明朝以來，秀才成為當時的領導階層，政府的官吏，出身於這個階層，地方的輿論，也操縱在這個階層底手裡。他們固然壓迫一般民眾；然而一般民眾沒有機會也沒有能力喊出反抗的呼聲，民眾中的優秀分子，又往往因為知識發展的關係，隨時為當時的領導階層所吸收；因此秀才們不但沒有受到民眾底反對，反而出乎意外地受到民眾底擁護。人民大眾的認識沒有提高以前，有時會把騎在頭上的惡霸，看作領導的人物，何況在居正的時代！居正以前，世宗主張沙汰生員，但是畢竟沒有沙汰。居正以後，思宗時，大學土溫體仁又提出同樣的主張，刑科都給事中傅朝祐立即提出彈劾，疏言體仁“又議裁減茂才（即秀才），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經，一旦壞於體仁之手，此謂得罪於聖賢。”（《明史》卷二五八《傅朝祐傳》）溫體仁固然是一個庸人，但是主張裁減生員，何嘗得罪於聖賢？孔子嘗為乘田、委吏，盂子也說“往役、義也”。孔子、孟子沒有造成特權階層，也沒有提出領米免役的要求，為什麼主張裁減生員，為民眾減輕負擔，為公家平均勞役，就算是得罪聖賢呢？傅朝祐底議論，只是擁護特權階層底既得權利，不肯放棄。

居正提出整頓學風的計劃，正是抱了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