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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徐階底指使，事態便擴大了。高拱有仇必報，本來談不上容忍，一切正在等待機會。隆慶元年，吏部尚書楊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代的制度，憲宗成化四年，奏準，京官五品以下，吏部會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孝宗弘治十七年奏準，每六年一次舉行。六年京察的制度確定了，但是萬曆以前，有時還

來一個特別考察．這便是所謂“閏察”。本來明朝底文官制度．是終身制，象那些“改組”、“裁員”，以及“手諭”開除這一類的制度，都還沒有發明。在大臣手裡的威柄，只是“京察”。這個威柄，照理握在禮部尚書手中，除了都御史可以隨時過問外，不受任何的干涉。現在權柄在楊博手中了，這一次的京察，連御史、給事中都降黜了，算得雷厲風行。偏偏楊博底同鄉，山西人沒有一個降黜的。這一來動了御史和給事中底公憤。第一個攻擊楊博的，又是胡應嘉。

應嘉彈劾楊搏挾私憤，庇鄉里，錯是沒有說錯，可是恰恰錯在應嘉底吏科給事中上面。在吏部辦理京察的時候，吏科給事中應當參加，事前沒有提出異議，事後偏要提出彈劾。連寬厚的穆宗也認為牴牾，下令內閣商量處罰。這一來高拱報復的機會到了。

內閣當中，郭樸和高拱同鄉，這一次首先發言的是郭樸。他毅然地說：“胡應嘉出爾反爾，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應當革職。”

“應當革職為民，”高拱也說。

徐階看了郭樸，再看高拱，兩位閣老都緊張的了不得，沒奈何，只得點點頭。胡應嘉底革職，算是革定了。

明朝的言官，真是了不得。他們是一窩胡蜂，你動了一個，他們會來一群。都察院有的是御史，六科裡有的是給事中，你瞧罷！京察的時候，吏部尚書對於言官，照例談不到降黜。偏偏楊博給他們一次降黜，偏偏郭樸、高拱又主張胡應嘉革職為民，胡蜂窩驚動了，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先劾高拱“奸險橫惡，無異蔡京”。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上疏再劾高拱，御史郝傑直攻高拱“無宰輔器”。事態更加嚴重了。一切的責任都在徐階身上。徐階擬旨調胡應嘉為建寧推官，處分減輕了，但是一般的言官們還不滿意。歐陽一敬再劾高拱“威制朝紳，專柄擅國，亟宜罷”。高拱當然不能承認，便來一次答辯。事情又到徐階手裡了。徐階擬旨一邊慰留高拱，一邊斥責言官：他滿心以為從此結束了一件公案。

可是高拱沒有滿意。高拱希望徐階擬旨，給言官們一次廷杖。杖，杖，杖！高拱記得世宗的時候，言官們彈劾大學士以後，通常是一次廷杖，說不定還有更壞的在後面，杖一下，算什麼？徐階也記得這是嚴嵩掌握政權的故事；他知道穆宗不是世宗，自己也不是嚴嵩，至於為了高拱，再和言官們結怨，那更犯不著；他再三考慮，只是搖搖頭。徐階決定不和言官們結怨，但是高拱卻決定和徐階結怨了。“你手下有言官”，高拱想，“我手下也有一兩個”。

高拱手下的御史是齊康。在應嘉事後不久，齊康便對徐階提出一次彈劾。可是這一次卻犯了言官們底眾怒，大眾聚齊了，痛痛快快地先給他一次唾罵。一敬劾齊康，齊康也劾一敬。“你說我是高黨，我便說你是徐黨。”北京城裡有的是紙張，彈劾，彈劾！但是齊康這一邊人數太少了，究竟抵不上歐陽一敬底氣勢。從此高拱成為眾矢之的。但是最後的一枝箭，卻從南京放過來。

京察底大權操在吏部和都察院手裡，在京察的時候，得到貶黜處分的，連皇帝也留不得，神宗萬曆以後，偶然還留幾個，這真是偶然了。隆慶以前，京察是無上的威權，五品以下的官吏，一經“察典”，便是終身的恥辱。這是“上剋下”。但是明朝的制度，一切都有個平衡，有了“上剋下”，當然便有“下剋上”。四品以上的官，是京察管不了的，他們在京察這一年，每人照例“遵詔自陳”。自陳便是陳述個人的闕失，聽候皇帝底處分。當然這是一種形式，自己不妨來一個“學疏才淺”，用不到直抉隱微，自行攻擊。但是給事中、御史們，可以提出“京察拾遺”；經過“京察抬遺”的，沒有幸免底機會。這一次高拱和北京的言官鬧翻了，因為要顧全身分，北京的言官到底不好提出拾遺。拾遺底責任，落在南京的給事中和御史肩上。就在隆慶元年五月，高拱致仕。高拱去了以後，言官對於郭樸還是不斷地攻擊，到九月間，郭樸也致仕。這一次閣潮裡，徐階又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當然這是一個嚴重的閣潮，然而居正畢竟度過了，在左右為難的當中，總算沒有得罪老師，也沒有得罪朋友，但是他對於言官們底囂張，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他認為“士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