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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加號的視窗朝向大街，我的床緊挨著窗，在那兒我度過了二十一歲中最愜意的時光。每天上午我就坐在窗前清清靜靜地讀書，很多名著我都是在那時讀到的，也開始像模像樣地學著外語。一過中午，我便直著眼睛朝大街上眺望，尤其注目騎車的年輕人和5路汽車的車站，盼著朋友們來。有那麼一陣子我暫時忽略了死神。朋友們來了，帶書來，帶外面的訊息來，帶安慰和歡樂來，帶新朋友來，新朋友又帶新的朋友來，然後都成了老朋友。以後的多少年裡，友誼一直就這樣在我身邊擴充套件，在我心裡深厚。把加號的門關緊，我們自由地嬉笑怒罵，毫無顧忌地議論世界上所有的事，高興了還可以輕聲地唱點什麼——陝北民歌，或插隊知青自己的歌。晚上朋友們走了，在小檯燈幽寂而又喧囂的光線裡，我開始想寫點什麼，那便是我創作慾望最初的萌生。我一時忘記了死，還因為什麼？還因為愛情的影子在隱約地晃動。那影子將長久地在我心裡晃動，給未來的日子帶來幸福也帶來痛苦，尤其帶來激情，把一個絕望的生命引領出死谷。無論是幸福還是痛苦，都會成為永遠的珍藏和神聖的紀念。

二十一歲、二十九歲、三十八歲，我三進三出友誼醫院，我沒死，全靠了友誼。後兩次不是我想去勾結死神，而是死神對我有了興趣；我高燒到40多度，朋友們把我抬到友誼醫院，內科說沒有護理截癱病人的經驗，柏大夫就去找來王主任，找來張護士長，於是我又住進神內病房。尤其是二十九歲那次，高燒不退，整天昏睡、嘔吐，差不多三個月不敢聞飯味，光用血管去喝葡萄糖，血壓也不安定，先是低壓升到120接著高壓又降到60，大夫們一度擔心我活不過那年冬天了——腎，好像是接近完蛋的模樣，治療手段又像是接近於無了。我的同學找柏大夫商量，他們又一起去找唐大夫：要不要把這事告訴我父親？他們決定：不。告訴他，他還不是白著急？然後他們分了工：死的事由我那同學和柏大夫管，等我死了由他們去向我父親解釋；活著的我由唐大夫多多關照。唐大夫說：“好，我以教學的理由留他在這兒，他活一天就還要想一天辦法。”真是人不當死鬼神奈何其不得，冬天一過我又活了，看樣子極可能活到下一個世紀去。唐大夫就是當年把我接進十號的那個女大夫，就是那個步履輕盈溫文爾雅的女大夫，但八年過去她已是兩鬢如霜了。又過了9年，我第三次住院時唐大夫已經不在。聽說我又來了，科裡的老大夫、老護士們都來看我，問候我，誇我的小說寫得還不錯，跟我敘敘家常，唯唐大夫不能來了。我知道她不能來了，她不在了。我曾搖著輪椅去給她送過一個小花圈，大家都說：她是累死的，她肯定是累死的！我永遠記得她把我迎進病房的那個中午，她貼近我的耳邊輕輕柔柔地問：“午飯吃了沒？”倏忽之間，怎麼，她已經不在了？她不過才五十出頭歲。這事真讓人啞口無言，總覺得不大說得通，肯定是誰把邏輯擺弄錯了。

但願柏大夫這一代的命運會好些。實際只是當著眾多病人時我才叫她柏大夫。平時我叫她“小柏”，她叫我“小史”。她開玩笑時自稱是我的“私人保健醫”，不過這不像玩笑這很近實情。近兩年我叫她“老柏”她叫我“老史”了。十九年前的深秋，病房裡新來了個衛生員，梳著短辮兒，戴一條長圍巾穿一雙黑燈芯絨鞋，雖是一口地道的北京城裡話，卻滿身滿臉的鄉土氣尚未退盡。“你也是插隊的？”我問她。“你也是？”聽得出來，她早已知道了。“你哪屆？”“老初二，你呢？”“我六八，老初一。你哪兒？”“陝北。你哪兒？”“我內蒙。”這就行了，全明白了，這樣的招呼是我們這代人的專利，這樣的問答立刻把我們拉近。我料定，幾十年後這樣的對話仍會在一些白髮蒼蒼的人中間流行，仍是他們之間最親切的問候和最有效的溝通方式；後世的語言學者會煞費苦心地對此作一番考證，正兒八經地寫一篇論文去得一個學位。而我們這代人是怎樣得一個學位的呢？十四五歲停學，十七八歲下鄉，若干年後回城，得一個最被輕視的工作，但在農村呆過了還有什麼工作不能幹的呢，同時學心不死業餘苦讀，好不容易上了個大學，畢業之後又被輕視——因為真不巧你是個“工農兵學員”，你又得設法摘掉這個帽子，考試考試考試這代人可真沒少考試，然後用你加倍的努力讓老的少的都服氣，用你的實際水平和能力讓人們相信你配得上那個學位——這就是我們這代人得一個學位的典型途徑。這還不是最坎坷的途徑。“小柏”變成“老柏”，那個衛生員成為柏大夫，大致就是這麼個途徑，我知道，因為我們已是多年的朋友。她的丈夫大體上也是這麼走過來的，我們都是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