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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乞求上帝不過是在和我開著一個臨時的玩笑——在我的脊椎裡裝進了一個良性的瘤子。對對,它可以長在椎管內,但必須要長在軟膜外,那樣才能把它剝離而不損壞那條珍貴的脊髓。“對不對,大夫?”“誰告訴你的?”“對不對吧?”大夫說:“不過,看來不太像腫瘤。”我用目光在所有的地方寫下“上帝保佑”,我想,或許把這四個字寫到千遍萬遍就會贏得上帝的憐憫,讓它是個瘤子,一個善意的瘤子。要麼乾脆是個惡毒的瘤子,能要命的那一種,那也行。總歸得是瘤子,上帝!
朋友送了我一包蓮子,無聊時我撿幾顆泡在瓶子裡,想,賭不賭一個願?——要是它們能發芽,我的病就不過是個瘤子。但我戰戰兢兢地一直沒敢賭。誰料幾天後蓮子竟都發芽。我想好吧我賭!我想其實我壓根兒是傾向於賭的。我想傾向於賭事實上就等於是賭了。我想現在我還敢賭——它們一定能長出葉子!(這是明擺著的。)我每天給它們換水,早晨把它們移到窗臺西邊,下午再把它們挪到東邊,讓它們總在陽光裡;為此我抓住床欄走,扶住窗臺走,幾米路我走得大汗淋漓。這事我不說,沒人知道。不久,它們長出一片片圓圓的葉子來。“圓”,又是好兆。我更加周到地侍候它們,坐回到床上氣喘吁吁地望著它們,夜裡醒來在月光中也看看它們:好了,我要轉運了。並且忽然注意到“蓮”與“憐”諧音,畢恭畢敬地想:上帝終於要對我發發慈悲了吧?這些事我不說沒人知道。葉子長出了瓶口,閒人要去摸,我不讓,他們硬是摸了呢,我便在心裡加倍地祈禱幾回。這些事我不說,現在也沒人知道。然而科學勝利了,它三番五次地說那兒沒有瘤子,沒有沒有。果然,上帝直接在那條嬌嫩的脊髓上做了手腳!定案之日,我像個冤判的屈鬼那樣瘋狂地作亂,掙扎著站起來,心想幹嗎不能跑一回給那個沒良心的上帝瞧瞧?後果很簡單,如果你沒摔死你必會明白:確實,你幹不過上帝。
我終日躺在床上一言不發,心裡先是完全的空白,隨後由著一個死字去填滿。王主任來了。(那個老太太,我永遠忘不了她。還有張護士長。八年以後和十七年以後,我有兩次真的病到了死神門口,全靠這兩位老太太又把我搶下來。)我面向牆躺著,王主任坐在我身後許久不說什麼,然後說了,話並不多,大意是:還是看看書吧,你不是愛看書嗎?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將來你工作了,忙得一點時間都沒有,你會後悔這段時光就讓它這麼白白地過去了。這些話當然並不能打消我的死念,但這些話我將受用終生,在以後的若干年裡我頻繁地對死神抱有過熱情,但在未死之前我一直記得王主任這些話,因而還是去做些事。使我沒有去死的原因很多(我在另外的文章裡寫過),“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亦為其一,慢慢地去做些事於是慢慢地有了活的興致和價值感。有一年我去醫院看她,把我寫的書送給她,她已是滿頭白髮了,退休了,但照常在醫院裡從早忙到晚。我看著她想,這老太太當年必是心裡有數,知道我還不至去死,所以她單給我指一條活著的路。可是我不知道當年我搬離7號後,是誰最先在那兒發現過一團電線?並對此作過什麼推想?那是個秘密,現在也不必說。假定我那時真的去死了呢?我想找一天去問問王主任。我想,她可能會說“真要去死那誰也管不了”,可能會說“要是你找不到活著的價值,遲早還是想死”,可能會說“想一想死倒也不是壞事,想明白了倒活得更自由”,可能會說“不,我看得出來,你那時離死神還遠著呢,因為你有那麼多好朋友”。
我二十一歲那年(3)
友誼醫院——這名字叫得好。“同仁”“協和”“博愛”“濟慈”,這樣的名字也不錯,但或稍嫌冷靜,或略顯張揚,都不如“友誼”聽著那麼平易、親近。也許是我的偏見。二十一歲末尾,雙腿徹底背叛了我,我沒死,全靠著友誼。還在鄉下插隊的同學不斷寫信來,軟硬兼施勸罵並舉,以期激起我活下去的勇氣;已轉回北京的同學每逢探視日必來看我,甚至非探視日他們也能進來。“怎進來的你們?”“咳,閉上一隻眼睛想一會兒就進來了。”這群插過隊的,當年可以憑一張站臺票走南闖北,甭擔心還有他們走不通的路。那時我搬到了加號。加號原本不是病房,裡面有個小樓梯間,樓梯間棄置不用了,餘下的地方僅夠放一張床,雖然窄小得像一節煙筒,但畢竟是單間,光景固不可比十級,卻又非十一級可比。這又是大夫護士們的一番苦心,見我的朋友太多,都是少男少女難免說笑得不管不顧,既不能影響了別人又不可剝奪了我的快樂,於是給了我級的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