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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但尼赫魯的行為舉止從未失去愛德華時代紳士的風範。即使在被英國當局逮捕，並投入監獄時，他吃的仍常常是脆玉米片、煎蛋、牛肉和土豆，而甘地只是喝點酸橙汁和羊奶。

另外，尼赫魯的戀英情結遠遠超出了個人品味之外。1947年成為印度總理時，他決定保留印度的皇家公務員職位，其中大約有一半是印度人。而在那個時代，親英國皇室的人在新獨立的殖民地都會被驅逐、送到勞動營、到處流放，或者至少剝奪了他們的工作，尼赫魯卻邀請他們一起喝茶，閱讀他們寫的簡報。他甚至說服了英國駐印度的最後一任總督蒙巴頓勳爵，在印度留任一年。14

尼赫魯的英式作風遺留的影響，在21世紀初的印度隨處可見，也體現在幾乎沒有改變的區稅收長（districtcollector）體系上，這種體系使得印度的邦以下的行政區域內執法與司法未能實現彼此獨立。這既是優勢也是缺陷。優勢在於印度的行政局（IndianAdministrativeService，IAS）能像膠水一樣將文化和民族如此多樣的一個國家牢牢粘連。作為缺陷是因為行政局的官員都屬於無法解僱的精英階層，他們無法容忍民主。而各邦領導大多是由選舉產生，教育程度較低，他們與行政管理局間這種動盪、離奇的關係將是本書一個重複的主題。

一直以來，信奉政府應該無所不在的思想也是尼赫魯的愛德華式印跡的體現。尼赫魯曾深受一些英國上層階級左翼人物的影響，對費邊社會主義心馳神往。費邊論者認為，社會主義應該由國家中柏拉圖式的專家政治論精英階級領導，透過和平方式實現。印度應該慶幸的是，尼赫魯受費邊主義的影響遠甚於受俄國布林什維克的影響。尼赫魯的經濟模式認為政府應該領導國家的工業化，消費無足輕重，還有可惜無法以民主方式完成的土地改革，這二者都是工業化的代價。但是直到1991年開始廢除聲名狼藉的“許可證制度”時，這種模式都未能實現。

尼赫魯對私有企業和金錢膜拜深惡痛絕，他的這種觀點至今仍有許多響應者，當然在1991年以後聲勢已經逐漸減弱。儘管尼赫魯對種姓制度的厭惡真摯誠懇，但他仍以潘迪特？尼赫魯（一種暗示他出身的敬稱）著稱。作為一個婆羅門出身的人，尼赫魯性格的複雜性可以從現代許多高種姓印度人對他的態度上略見一斑。尼赫魯曾以貶損的口吻寫“商人文明”，並且說社會主義將引導人們走出“營利社會”（商人是小零售商和放款人，他們在種姓體系中的地位要遠低於婆羅門）。當代印度對於金錢與金錢膜拜極為矛盾的心態，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因於尼赫魯。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2）

然而尼赫魯最為重要並且至今仍完整無損的遺產，是他的世俗主義以及他對地方自治主義的強烈鄙視。他公開承認自己是無神論者，並且對宗教及其禮拜儀式有一種難以掩飾的厭惡。同樣，這種傾向在當時的許多上層英國人士中非常普遍，然而他的這種對精神性和神學的不信任，在遭遇他的前輩與導師甘地時，情形就不免有些尷尬了。

尼赫魯寫道：“宗教在印度已經無法擺脫，它不僅殘害我們的身體，而且抑制甚至扼殺了我們頭腦中的許多創意。”在很大程度上，尼赫魯容忍了甚至是敬佩甘地使用普通民眾的語言的能力。但是當聖雄說要按照神的旨意做時，尼赫魯會突然說：“他（甘地）總是提到神——神讓他做這做那，神甚至暗示他舉行齋戒的日期——這真讓人感到憤怒。”15

令幾乎所有印度人，包括尼赫魯感到絕望的是，1947年這個國家被一分為二，印度的穆斯林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國家，於是暴亂接踵而至，造成近100萬民眾喪生，同時還觸發了新劃定的邊界線上1200萬民眾的遷徙。尼赫魯曾堅決主張穆斯林在穩定、獨立的印度擁有平等的權利，這項主張使他備受右翼印度教復興者的仇視。與甘地不同，尼赫魯是在自己的床上安靜地逝去的。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他一貫的主張卻多次遭受印度教復興者的攻擊，有時他們甚至獲得了一定的成功。印度教復興運動的政治組織——印度人民黨（IndiaPeople’sParty）——最終上臺，並帶領印度步入21世紀，它曾經發起選出印度著名民族人物的活動，甘地和安培多迦爾位列其中，而尼赫魯在他死後40多年後仍然是印度教右翼人士最憎恨的人物。這種感情完全是相互的，尼赫魯就曾寫到：“據說，印度有近520萬苦行僧和乞丐。其中當然有些人是誠實的，但是毫無疑問，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毫無用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