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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發生了極友好的感情”①。袁到北京不久，英國駐武昌的總領事就奉朱爾典之命出面調停民軍和清軍的戰事。袁世凱的革命黨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謀刺攝政王不遂的汪精衛。汪精衛被捕之後，受到肅親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親在自己的年譜中說這是為了“以安反側之心”，其實並非如此。我有位親戚後來告訴過我，當時有個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透過善耆那裡的日本顧問關係告訴善，日本人是不同意殺掉汪精衛的。攝政王在幾方面壓力之下，沒有敢對汪精衛下手。武昌事起，汪精衛得到釋放，他立刻抓住機會和善耆之流的親貴交朋友。袁世凱到北京，兩人一拍即合，汪精衛也很快與袁的長公子克定變成了好朋友，從而變成了袁的謀士，同時也變成了袁世凱和民軍方面某些人物中間的橋樑。民軍方面的訊息經此源源地傳到袁世凱這邊，立憲派人物也逐漸對他表示好感。袁世凱有了許多新朋友，加上在國內外和朝廷內外的那一夥舊朋友，就成了對各方面情況最清楚而且是左右逢源的人物。袁世凱口到北京後，不到一個月，就透過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個把戲，把攝政王擠掉，返歸藩邸。接著，以接濟軍用為名擠出了隆裕的內幫，同時逼著親貴們輸財贍軍。親貴感到了切膚的疼痛，皇室的財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財三權全到了袁的手裡。接著，袁授意駐俄公使陸徵祥聯合各駐外公使致電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時以全體國務員名義密奏太后，說是除了實行共和，別無出路。我查到了這個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與袁會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我明白了太后為什麼後來還哭個不停。密奏中讓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過於這幾句：“海軍盡叛，天險已無，何能悉以六鎮諸軍，防衛京津？雖效周室之播遷，已無相容之地。”“東西友邦，有從事調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爭持，則難免無不干涉。而民軍亦必因此對於朝廷，感情益惡。讀法蘭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順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孫，靡有孑造也。……”

①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英國外相格雷復駐華公使朱爾典電。其全文是“復你十二日電。我們對袁世凱已發生了極友好的感情和崇敬。我們願意看到一個足夠有力的政府，可以不偏袒地處理對外關係，維持國內秩序以及革命後在華貿易的有利環境，這樣的政府將要得到我們所能給予的一切外交援助。”（見藍皮書中國第一號，一九一二年四十頁）

隆裕太后完全給嚇昏了，連忙召集御前會議，把宗室親貴們叫來拿主意。王公們聽到了密奏的內容和袁世凱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動的倒不是法蘭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凱急轉直下的變化。本來在民、清兩軍的議和談判中，袁世凱一直反對實行共和，堅決主張君主立憲。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對清室的耿耿忠心，說“決不辜負孤兒寡婦（指我和太后）”。在他剛到北京不久，釋出准許百姓自由剪髮辮的上諭的那天，在散朝外出的路上，世續指著自己腦後的辮子笑著問道：“大哥，您對這個打算怎麼辦？”他還肅然回答：“大哥您放心，我還很愛惜它，總要設法保全它！”因此一些對袁世凱表示不信任的人很為高興，說“袁宮保決不會當曹操！”民清雙方的談判，達成了把國體問題交臨時國會表決的原則協議，國會的成員、時間和地點問題，則因清方的堅持而未決。正爭執中，南京成立了臨時政府，選了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第二天，袁世凱忽然撤去唐紹儀代表的資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軍代表用電報交涉。國體問題還遠未解決，忽然出現了袁內閣要求清帝退位問題，自然使皇室大為震駭。

原來袁世凱這時有了洋人的支援，在民軍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軍行動的程度。那些由原先的立憲黨人變成的革命黨人，已經明白袁世凱是他們的希望；這種希望後來又傳染給某些天真的共和主義者。因此在民軍方面做出了這個決議：只要袁贊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成功；只要袁肯幹，可以請袁做第一任大總統。這正符合了袁的理想，何況退位的攝政王周圍，還有一個始終敵對的勢力，無論他打勝了革命黨還是敗給革命黨，這個勢力都不饒他。他決定接受這個條件，但對清室的處置，還費考慮。這時他忽然聽說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了臨時大總統，不免著起急來。他的心腹助手趙秉鈞後來透露：“項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時機。但雖重兵在握，卻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挾北方勢力與南方接洽，一方面挾南方勢力，以脅制北方。項城初以為南方易與，頗側南方，及南方選舉總統後，恍然南北終是兩家，不願南方勢力增長，如國民大會成立，將終為其挾持，不能擺脫。乃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