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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總理的鄭孝胥，後來便和羅振玉聯合起來攻鄭。結果沒有攻倒，自己反倒連秘書長也沒有做成，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我到旅順的兩個月後，陳寶琛也來了。鄭孝胥這時成了關東軍的紅人，羅振玉眼看就要敗在他手裡，正當他接近全勝，他和關東軍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時候，看見威望超過他的“帝師”出現在大連，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生怕他這位同鄉會引起日本人更大的興趣，急忙想攆陳回去。所以陳寶琛在旅順一共住了兩宿，只和我見了兩面，就被鄭孝胥藉口日本人要在旅館開會給送走了。

同時，天津和北京的一些想做官的遺老們藉口服侍我，跑到旅順來，也都被鄭孝胥和甘粕正彥擋了駕。就連恭親王溥偉想見我也遇到攔阻。我過生日的時候，他們再找不到藉口，才無可奈何地讓一部分人見了我，給我祝壽。其中有寶熙、商衍瀛、沈繼賢、金卓、王季烈、陳曾壽、毓善等人，後來在偽滿成立時都成了大小新貴。

當時互相傾軋、你爭我奪的不但有遺老，在日本浪人和特務之間也不例外，得勢的當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這一夥。當過我父親家裡家庭教師的遠山猛雄本想到我身邊沾沾光，由於不是軍部系統的，最後都給上角和甘粕擠走了。

發生在鄭與羅之間的鬥爭是最激烈的。這是這對冤家最後的殊死戰，因此都使用出了全身的力氣。羅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這些人的勢力，對鄭孝胥一到東北即行封鎖，是他的頭一“招”。他自恃有首倡“迎立”之功，相信只要能把我壟斷在手，用我這張牌去和日本人談判，一定可以達到位居首輔的目的。可是他在談判中，一上來就堅持要大清復辟。日本方面對他這個意見不感興趣。他跟我一樣地不明白，復辟的做法和日本人宣傳的“滿洲民眾要求獨立自治”的說法，是配不上套的。這時日本人在國際上十分孤立，還不能把這場傀儡戲立刻搬上臺去，因此關東軍並不急於定案，暫時仍用什麼“自治指導部”、“維持會”等名目支撐著。羅振玉認為鄭孝胥被他封鎖住，其他人更無法靠近我的身邊，無從代表我和日本人去說話，他大可用獨家經理的身分，不慌不忙地和日本人辦交涉。復辟大清和另立國家之爭在懸而未決，我和鄭孝胥到了旅順，出乎羅振玉的意外，他對鄭孝胥的封鎖失了效，關東軍方面請鄭孝胥去會談。羅振玉既不知道鄭孝胥和東京軍部的關係，也想不到鄭孝胥在離津之前就認識了上角利一。就像我出宮那年，羅振玉與日本竹本大住的關係變成了鄭孝胥的關係一樣，這回羅振玉帶來的上角也很快變成了鄭孝胥的朋友，成了鄭與關東軍之間的橋樑。鄭氏父子到了營口、旅順，和甘粕正彥談了幾次心，關東軍因此瞭解到他父子遠比羅振玉“靈活”，不像羅振玉那樣非有蟒袍補褂、三跪九叩不過癮，因此樂於以他為交易對手。鄭孝胥被看中了之後，第一次和板垣會面（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旅順），聽到板垣要叫我當“滿蒙共和國大總統”，先很驚訝，後來明白了日本軍方決不肯給我一頂皇帝帽子，便馬上改了主意，由他兒子鄭垂出面找軍方選中的殖民地總管駒井德三，表示日本如果認為“帝國”稱呼不適於這個新國家的話，只要同意他任未來的內閣首揆，一切沒有問題，他可負責說服“宣統帝”接受其他的元首稱號。順便說一句，這時搶這個首揆椅子的，卻大有人在。不但有羅振玉，還有張景惠、臧式毅、熙洽等人。熙洽幾次派人送錢給我，共有十幾萬元，求我授他“總理”之職。鄭孝胥自然很著急，所以忙不迭地叫鄭垂從旁搶先遞“價碼”。駒井德三把這袖筒裡來的價碼告訴了本莊和板垣，於是鄭孝胥便成了奉天關東軍司令官的客人。就這樣，關東軍的第一交易對手由羅振玉變成了鄭孝胥。

自然，這些真相是我在封鎖中所看不透的。我所見到的是另外一樣……

我的前半生……六　所見與所思

六　所見與所思

我到旅順以後，感到最惶惑不安的，倒不是因為受到封鎖。隔離，而是從上角這幾個日本人口中聽到，關東軍似乎連新國家的國體問題還沒定下來。

這對我說來，比沒有人在碼頭上迎接我更堵心。沒有人迎接，還可以用“籌備不及”、“尚未公佈”的話來解釋。“國體未定”又是怎麼回事呢？國體既然未定，土肥原幹麼要請我到滿洲來呢？

鄭孝胥和上角向我解釋說，土肥原沒有說謊，關東軍支援我復位和主持大計的話全不錯，不過這是滿洲的事，當然還要和滿洲人商量，沒有商量好以前，自然叫做“未定”。

我已經不像在湯崗子那樣容易相信這些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