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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等呢？據上角說，因為湯崗子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順好，旅順是個大地方，一切很方便。我聽著有理，於是這天晚上搭上火車，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順。

在旅順住的是大和旅館。又是在對翠閣的一套做法，樓上全部歸我們這幾個人佔用，告訴我不要下樓，樓下的人也不準上來。上角和甘粕對我說的還是那幾句：新國家問題還在討論，不要著急，到時候就有人請我到瀋陽去。在這裡住了不多天，鄭孝胥父子便獲得了羅振玉一樣的待遇，不但外出不受阻攔，而且還可以到大連去。這時鄭孝胥臉上的鬱鬱不樂的神色沒有了，說話的調子也和羅振玉一樣了，說什麼“皇上天威，不宜出頭露面，一切宜由臣子們去辦，待為臣子的辦好，到時候皇上自然就會順理成章地面南受賀”。又說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揚，因此也不要接見一切人員，關東軍目前是這裡的主人，我在“登極”之前，在這裡暫時還算是客人，客隨主便，也是理所當然。聽了他們的話，我雖然心裡著急，也只好捺下心等著。

事實上，這些口口聲聲叫我皇上的，這些絞著腦汁、不辭勞苦、為我奔波著的，他們心裡的我，不過是紙牌上的皇帝，這種皇帝的作用不過是可以吃掉別人的牌，以贏得一筆賭注而已。日本人為了應付西方的磨擦和國內外的輿論壓力，才準備下我這張牌，自然他們在需要打出去之前，要嚴密加以保藏。鄭羅之流為了應付別的競爭者，獨得日本人的犒賞，也都想獨佔我這張牌，都費盡心機把持我。於是就形成了對我的封鎖，使我處於被隔離的狀態中。在湯崗子，羅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規定的限制來斷絕我和別人的來往，曾阻止我和鄭孝胥與日本關東軍的接觸，以保障他的獨家包辦。到了旅順，鄭孝胥和日本人方面發生了關係，跟他唱上了對臺戲，於是他只好亡羊補牢，設法再不要有第三個人插進來。在防範我這方面，羅和鄭聯合起來，這就出現了鄭羅二人一方面聯合壟斷我，一方面又勾心鬥角地在日本人方面爭寵。

這些事實的內幕，我當時自然不明白。我只覺出了羅振玉和鄭孝胥父子跟日本人沆瀣一氣，要把我和別人隔離開。他們對於佟濟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不怎麼注意，對於從天津來的要見我的人，卻防範得很厲害，甚至連對婉容都不客氣。

我在離開靜園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諭，叫一名隨侍交給胡嗣瑗，命他隨後來找我，命陳曾壽送婉容來。這三個人聽說我在旅順，就來到了大連。羅振玉派人去給他們找了地方住下，說關東軍有命令，不許他們到旅順來。婉容對這個命令起了疑心，以為我出了什麼岔子，便大哭大鬧，非來不可，這樣才得到允許來旅順看了我一次。過了大概一個月，關東軍把我遷到善耆（這時已死）的兒子憲章家裡去住，這才讓婉容和後來趕到的二妹、三妹搬到我住的地方來。

我本來還想讓胡嗣瑗、陳曾壽兩人也搬到我身邊，但鄭孝胥說關東軍規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羅振玉和萬繩栻這幾個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許見我。我請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結果只准許胡嗣瑗見一面，條件是當天必須回大連。胡嗣瑗在這種情形下，一看見我就咧開大嘴哭起來了，說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得連見一面都受人限制，說得我心裡很不自在。一種孤立無援的恐懼在壓迫著我，我只能安慰胡嗣瑗幾句，告訴他等我到了可以說話的時候，一定“傳諭”叫他和陳曾壽到我身邊來。胡嗣瑗聽了我的話，止住了哭泣，趁著室裡沒人，一五一十地向我敘說了鄭羅二人對他們的多方刁難，攻擊他們是“架空欺罔，挾上壓下、排擠忠良”。

胡嗣瑗和陳曾壽住在大連，一有機會就託人帶奏摺和條陳來，在痛罵鄭羅“雖秦檜、仇士良之所為，尚不敢公然無狀、欺侮挾持一至於此”之外，總要酸勁十足和焦急萬分地一再說些“當茲皇上廣選才俊，登用賢良之時，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這類的話。胡嗣瑗曾勸我向日本人要求恢復天津的形勢，身邊應有親信二三人，意思是他仍要當個代拆代行的大軍機。陳曾壽則對我大談“建國之道，內治莫先於綱紀，外交莫重於主權”，所謂“綱紀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權最要者，政令必出自上”，總之一句話，我必須有權能用人，因為這樣他才能做大官。這些人自然鬥不過鄭羅，在後來封官晉爵的時候，顯貴角色里根本沒有他們。後來經我要求，給了陳曾壽一個秘書職務，但他不幹，請假走了，直到以後設立了內廷局叫他當局長，他才回來。胡嗣瑗曾和陳曾壽表示決不做官，“願以白衣追隨左右”，我給他弄上個秘書長的位置，他才不再提什麼“白衣”。由於他恨極了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