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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吉田過來開啟了車箱，扶我出來，一同進了敷島料理店。早等候在這裡的日本軍官，叫真方勳大尉，他拿出了一件日本軍大衣和軍帽，把我迅速打扮了一下，然後和吉田一同陪我坐上一部日軍司令部的軍車。這部車在白河岸上暢行無阻，一直開到一個碼頭。車子停下來之後，吉田和真方勳扶我下了車。我很快就看出來，這不是日租界，不覺有點發慌。吉田低聲安慰我說：“不要緊，這是英租界。”我在他和真方勳二人的夾扶下，快步在水泥地面上走了一段，一隻小小的沒有燈光的汽船出現在眼前。我走進船艙，看見了鄭孝胥父子倆如約候在裡面，心裡才穩定下來。坐在這裡的還有三個日本人，一個是上角利一，一個是從前在升允手下做過事的日本浪人工藤鐵三郎，還有一個叫大谷的，現在忘了他的來歷。我見到了船長西長次郎，知道了船上還有十名日本士兵，由一個名叫諏訪績的軍曹帶領著，擔任護送之責。這條船名叫“比治山丸”，是日軍司令部運輸部的。為了這次特殊的“運輸”任務，船上堆了沙袋和鋼板。過了二十年之後，我從日本的《文藝春秋》雜誌上看到了工藤寫的一篇回憶錄。據他說當時船上暗藏了一大桶汽油，準備萬一被中國軍隊發現，無法脫逃的時候，日本軍人就放火燒，讓我們這幾個人證與船同歸於盡。那時我的座位距離汽油桶大概不會超過三米遠，我還認為離著“幸福”是越來越近了呢！

吉田和真方勳大尉離開了汽船，汽船離了碼頭。電燈亮了，我隔窗眺望著河中的夜景，心中不勝感慨。白天的白河我曾到過幾次，在東北海軍畢庶澄的炮艦上和日本的驅逐艦上，我曾產生過幻想，把白河看做我未來奔向海洋彼岸，尋找復辟外援的通路。如今我真的航行在這條河上了，不禁得意忘形，高興得想找些話來說說。

可是我高興得未免太早，鄭垂告訴我：“外國租界過去了，前邊就是中國人的勢力。軍糧城那邊，可有中國軍隊守著哩！”

聽了這話，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看看鄭氏父子和那幾個日本人，全都板著臉，一語不發。大家在沉默中過了兩個小時，突然間從岸上傳來一聲吆喝：“停——船！”

像神經一下子被切斷了似的，我幾乎癱在地上。艙裡的幾個日本兵忽嚕忽嚕地上了甲板，甲板上傳來低聲的口令和零亂的腳步聲。我探頭到窗外，看見每個沙包後都有人伏著，端槍做出準備射擊的姿勢。這時我覺出船的行速在下降，航向好像是靠近河岸。我正不解其故，忽然電燈全熄了，岸上響起了槍聲，幾乎是同時，機器聲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只覺一歪，像跳起來似地掠岸而過，岸上的喊聲，槍聲，漸漸遠了。原來日本人早準備好了這一手，先裝作聽命的樣子，然後乘岸上不備，一溜煙逃過去了。

過了一會，燈光亮起來，艙裡又有了活氣。半夜時到了大沽口外。在等待著商輪“淡路九”出口外接我們的時候，日本兵拿出了醬湯、鹹白菜和日本酒。鄭孝胥活躍起來了，高談其同文同種的謬論，把這一場驚險經歷描繪成“英雄事業”的一部分。他和日本兵乾杯，詩興大發，即興吟了一首詩道：

同洲二帝欲同尊，七客同舟試共論；

人定勝天非浪語，相看應在不多言。

因為這天晚上吃了大米和大麥合制的日本飯，鄭孝胥後來刻了兩個圖章給我，一個是“不忘在莒”，一個是“滹沱麥飯”。前者是借魯昭公奔莒的故事，暗示我安不忘危，別忘了我和他在一起的這一晚；後者是借劉秀敗走滹沱河，大樹將軍馮異為他烤衣服、做麥飯充飢的故事。鄭孝胥把我比做劉秀，他自己自然是比做大樹將軍了。

鄭孝胥這天晚上的高興，除了由於他成了一個勝利者外，大概還有另一層不便說出的原因，這就是他從日本軍政的表面摩擦和分歧中，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了他們的一致。在我會見土肥原後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他的日記上寫道：

大七（即鄭垂）至日本領事館，後藤言：土肥原謂此來即為迎上赴奉

天，領事館可佯為不知。

二次大戰後被發現的日本外務省的檔案，其中有十一月六日外相幣原給天津桑島總領事的一封密電稿，說明了白河偷渡的戲劇性：

關於擁戴宣統帝的運動。認為如果過度拘束皇帝的自由，對內、外的

關係反會不好。曾把這種意見在外務方面協議過，外務方面雖然也同意，

但關於滿洲目前的局勢，各方面都有擁戴皇帝的運動，因此，對於帝國國

策的執行上，難保不受到連累。同時，皇帝身邊的保護也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