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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還說，他見那些形跡可疑的人，好像衣服裡面藏有電刀。更奇的是，他居然能認出那些人都是張學良派來的。

那個茶房是怎樣的人，我已說不清了，關於祁繼忠這人，我卻永遠忘不了他。他是我從北京帶到天津的男僕，宮裡遣散太監後，他來到宮裡，那時候還是個少年，很受我的寵信。在天津時代，他是我最喜歡的隨侍之一，在偽滿時，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學校培養。可是後來，我發現了他竟是“內廷穢聞”中的人物，那時正巧聽說他在日本和同學吵架，我就借了個破壞日滿邦交的題目，請日本人把他開除出了學校。後來他經日本人介紹到華北當上偽軍軍官，以後又搖身一變成了華北偽軍少將，解放後因反革命案被鎮壓。我離開天津去東北，他是隨我同去的三個隨侍之一，我的舉動他無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過來，日本人和鄭孝胥對我當時的動靜那麼清楚，對我的心情掌握的那麼準確及時，而演給我看的那出戏——雖然演員們演的相當笨拙——效果又是那麼好，祁繼忠實在是個很有關係的人。

緊接著炸彈、黑信、電話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發生。日本人組織的漢奸便衣隊對華界大肆騷擾（這也是土肥原導演的“傑作”），日租界宣佈戒嚴，斷絕了與華界的交通。靜園門外開來擔任“保護”之責的鐵甲車。於是靜園和外界也隔絕了。能拿到通行證的，只有鄭氏父子二人。

後來我回想起來，土肥原這樣急於弄我到東北去，如果不是關東軍少壯派為了急於對付他們內部的反對派，或其他別的原因，而僅僅是怕我再變了主意的話，那就把外界對我的影響估計得太高了。事實上，不但我這時下定決心，就連陳寶琛影響下的胡嗣瑗、陳曾壽等人，態度上也起了變化。他們不再堅持觀望，開始打算主動和日本進行接觸。不過他們仍怕軍人靠不住，認為還是找日本政府的好。這些人的變化，和我一樣是既怕錯過機會，又怕羊肉沒吃成反而惹上一身羶。對於和日本人交涉的條件，他們關心的是能不能當上大官，因此主張“用人權”必須在我，至於什麼民族榮譽、經濟利權等等，是完全可以當做換取自己地位的代價送出去的。陳曾壽在我會見土肥原後立刻遞上了這樣一個奏摺：

奏為速赴機宜，以策萬全，恭折仰祈聖鑑事。今日本因列強反對而成

僵局，不得不變動東三省局面以自解於列強，乃有此勸進之舉，誠千載一

時之機會。遇此機會而無以赴之，則以後更有何機之可待？惟赴機若不得

其宜，則其害有甚於失機者。今我所以自處之道，可兩言而決：能與日本

訂約，酌讓路、礦、商務之利，而用人行政之權，完全自主，則可以即動，

否則萬不可動，如是而已。現報紙喧騰，敵人疑忌，天津已有不能安處之

勢。欲動則恐受賺於日本，欲靜又失此良機，進退兩難，惟有請皇上密派

重臣徑赴日本，與其政府及元老西園寺等商洽，直接訂約後再赴瀋陽，則

萬全而無失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聖鑑。

我的前半生……四　白河偷渡

四　白河偷渡

動身日期是十一月十日。按照計劃，我必須在這天傍晚，瞞過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靜園的大門。我為這件事臨時很費了一番腦筋。我先是打算不走大門，索性把汽車從車房門開出去。我命令最親近的隨侍大李去看看能不能開啟車房門，他說車房門久未使用，門外已經被廣告招貼糊住了。後來還是祁繼忠想出了個辦法，這就是把我藏進一輛跑車（即只有雙座的一種敞篷車）的後箱裡，然後從隨侍裡面挑了一個勉強會開車的，充當臨時司機。他自己坐在司機旁邊，押著這輛“空車”，把我載出了靜園。

在離靜園大門不遠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輛汽車上等著，一看見我的汽車出了大門，他的車便悄悄跟在後面。

那時正是天津騷亂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鄰近的中國管區一帶整日戒嚴。這次騷亂和戒嚴，究竟是有意的佈置還是偶合，我不能斷定，總之給我的出奔造成了極為順利的環境。在任何中國人的車輛不得通行的情況下，我這輛汽車走到每個路口的鐵絲網前，遇到日本兵阻攔時，經後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透過。所以雖然祁繼忠找來的這個二把刀司機技術實在糟糕（一出靜園大門車就撞在電線杆子上，我的腦袋給箱蓋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還把我顛撞得十分難受），但是總算順利地開到了預定的地點——敷島料理店。

汽車停下之後，祁繼忠把開車的人支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