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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其唯一方法，只有組織國際共管中國委員會，由英美法日德意六國各派代表一名為該會委員，以完全管理中國境內之軍事。各委員之任期為三年，期內擔任完全責任，首先由各國代籌二百五十兆元以為行政經費，外交家或政客不得充當委員，委員人才須與美國商（務）部長鬍佛氏相彷彿。此外，又組織對該委員會負責之中外混合委員會，使中國人得在上述之會內受訓練。

鄭孝胥認為，這類的計劃如果能實現，我的復位的時機便到了。

那年夏天我聽了羅振玉的勸說，打算到日本去，鄭孝胥就根據那篇文章勾起的幻想，向我提出了“留津不動，靜候共管”的勸告。這是他記在日記裡的一段：

五月戊子二十四日（六月二十三日）。詣行在。召見，詢日領事約談情形（即去日事）。因奏曰：今乘輿狩於天津，皇帝與天下猶未離也。中原士大夫與列國人士猶得常接，氣脈未寒，若去津一步，則形勢大變，是為去國亡命，自絕於天下。若寄居日本，則必為日本所留，興復之望絕矣！自古中興之主，必借兵力。今則海內大亂，日久莫能安戢，列國通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業。他日非為中國置一賢主，則將啟爭端，其禍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圖中興，不必待兵力也，但使聖德令名彰於中外，必有人人慾以為君之日。

他提出過不少使“聖德令名彰於中外”的辦法，如用我的名義捐款助賑，用我的名義編纂《清朝歷代政要》，用我的名義倡議召開世界各國弭兵會議等等。有的我照辦了，有的無法辦，我也表示了讚許和同意。

我委任奧國亡命貴族阿克第男爵到歐洲為我進行遊說宣傳，臨行時，鄭孝胥親自向他說明，將來如蒙各國支援“復國”，立刻先實行這四條政策：“一、設責任內閣，閣員參用客卿；二、禁衛軍以客將統帥教練；三、速辦張家口——伊犁鐵路，用借款包工之策；四、國內設立之官辦商辦事業，限五年內一體成立。”

鄭孝胥的想法，以後日益體系化了。有一次，他說：“帝國鐵路，將四通八達，礦山無處不開，學校教育以孔教為基礎……。”我問他：“列強真的會投資嗎？”他說：“他們要賺錢，一定爭先恐後。臣當年承辦璦琿鐵路，投資承包的就是如此，可惜朝廷給壓下了，有些守舊大臣竟看不出這事大有便宜。”那時我還不知道，作為辛亥革命風暴導火線的鐵路國有化政策，原來就是鄭孝胥給盛宣懷做幕府時出的主意。假若我當時知道這事，就準不會再那樣相信他。當時聽他說起辦鐵路，只想到這樣的問題：“可是辛亥國變，不就是川、湘各地路礦的事鬧起來的嗎？”他附和說：“是的，所以臣的方策中有官辦有商辦。不過中國人窮，錢少少辦，外國人富，投資多多辦，這很公平合理。”我又曾問過他：“那些外國人肯來當差嗎？”他說：“待如上賓，許以優待，享以特權，絕無不來之理。”我又問他：“許多外國人都來投資，如果他們爭起來怎麼辦？”他很有把握地說：“唯因如此，他們更非尊重皇上不可。”

這就是由共管論引申出來的日益體系化的鄭孝胥的政策，也是我所讚許的政策。我和他共同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取回我的寶座，繼續大清的氣脈，恢復宗室覺羅、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舊日光景。

鄭孝胥在我出宮後，曾向段祺瑞活動“復原還宮”，在我到天津後，曾支援我拉攏軍閥、政客的活動，但是，在他心裡始終沒忘掉這個理想。特別是在其他活動屢不見效的情況下，他在這方面的願望尤其顯得熱烈。這在使用謝米諾夫這位客卿的問題上，分外地可以看出來。

當我把接見謝米諾夫的問題提出來時，陳寶琛擔心的是這件事會引起外界的責難，鄭孝胥著急的卻是怕我揹著他和羅振玉進行這件事。他對陳寶琛說：“反對召見，反而使皇上避不諮詢，不如為皇上籌一妥善謹密之策，召見一次。”結果，謝米諾夫這個關係便叫他拉到手上了。

使他對謝米諾夫最感到興趣的，是謝和列強的關係。當謝米諾夫吹噓列強如何支援他，而各國干涉中國的政局之聲又甚囂塵上的時候，鄭孝胥認為時機來了，興高采烈地給張宗昌和謝米諾夫撮合，讓謝米諾夫的黨羽多布端到蒙古舉兵起事，並且親自跑上海，跑青島。他進行了些什麼具體活動，我現在已記憶不清了，只記得他十分得意地寫了不少詩。他的日記裡有這樣自我欣賞的描寫：“晨起，忽念近事，此後剝極而復，乃乾旋坤轉之會，非能創能改之才，不足以應之也。”“如袁世凱之謀篡，張勳之復辟，皆已成而旋敗，何者？無改創之識則枘鑿而不合矣！”（一九二五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