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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向，看出了日本當局的實在意圖，最後終於看出了這是他可以仗恃的力量。因此，他後來決定暫時放下追求各國共管的計劃，而束裝東行，專門到日本去找黑龍會和日本參謀總部。

我的前半生……六　鄭孝胥的理想

六　鄭孝胥的理想

鄭孝胥在北京被羅振玉氣跑之後，轉年春天回到了我的身邊。這時羅振玉逐漸遭到懷疑和冷淡，敵對的人逐漸增多，而鄭孝胥卻受到了我的歡迎和日益增長的信賴。陳寶琛和胡嗣瑗跟他的關係也相當融洽。一九二五年，我派他總管總務處，一九二八年，又派他總管外務，派他的兒子鄭垂承辦外務，一同做我對外聯絡活動的代表。後來他與我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到了榮祿與慈禧之間的那種程度。

他比陳寶琛更隨和我。那次我會見張作霖，事前他和陳寶琛都表示反對，事後，陳寶琛鼓著嘴不說話，他卻說：“張作霖有此誠意表示，見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於爭辯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用些老古典，而他卻能用一些洋知識，如墨索里尼創了什麼法西斯主義，日本怎麼有個明治維新，英國《泰晤士報》上如何評論了中國局勢等等，這是胡嗣瑗望塵莫及的。陳寶琛是我認為最忠心的人，然而講到我的未來，絕沒有鄭孝胥那種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種滿腔熱情，動輒聲淚俱下。有一次他在給我講《通鑑》時，話題忽然轉到了我未來的“帝國”：

“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仁皇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

他說話時是禿頭搖晃，唾星四濺，終至四肢顫動，老淚橫流。

有時，在同一件事上說的幾句話，也讓我覺出陳寶琛和鄭孝胥的不同。在康有為賜諡問題上，他兩人都是反對的，陳寶琛在反對之餘，還表示以後少賜諡為妥，而他在發表反對意見之後，又添了這麼一句：“戊戌之獄，將來自然要拿到朝議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鄭孝胥和羅振玉都積極為復辟而奔走活動，但鄭孝胥的主張更使我動心。雖然他也是屢次反對我出洋和移居旅順、大連的計劃的。

鄭孝胥反對我離開天津到任何地方去，是七年來一貫的。甚至到“九一八”事變發生，羅振玉帶著關東軍的策劃來找我的時候，他仍然不贊成我動身。這除了由於他和羅振玉的對立，不願我被羅壟斷居奇，以及他比羅略多一點慎重之外，還有一條被人們忽視了的原因，這就是：他當時並不把日本當做唯一的依靠；他所追求的東西，是“列強共管”。

在天津時代，鄭孝胥有個著名的“三共論”。他常說：“大清亡於共和，共和將亡於共產，共產則必然亡於共管。”他把北伐戰爭是看做要實行“共產”的。這次革命戰爭失敗後，他還是念不絕口。他說：“又鬧罷工了，罷課了，外國人的商業受到了損失，怎能不出頭來管？”他的“三共論”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實是他的理想，他的願望。

如果考查一下鄭、羅二人與日本人的結交歷史，鄭到日本做中國使館的書記宮是一八九一年，羅賣古玩字畫、辦上海《農報》，由此結識了給《農報》譯書的日人藤田劍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鄭結交日人比羅要早五年。但是羅振玉自從認識了日本方面的朋友，眼睛裡就只有日本人，辛亥後，他把復辟希望全放到日本人的身上，而鄭孝胥卻在日本看見了“列強”，從那時起他就認為中國老百姓不用說，連做官的也都無能，沒出息，中國這塊地方理應讓“列強”來開發，來經營。他比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發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術，西洋資本，而且主張要西人來做官，連皇家的禁衛軍也要由客卿訓練、統領。不然的話，中國永遠是亂得一團糟，中國的資源白白藏在地裡，“我主江山”遲早被“亂黨”、“亂民”搶走，以至毀滅。辛亥革命以後，他認為要想復辟成功，決不能沒有列強的幫忙。這種幫忙如何才能實現呢？他把希望寄託在“共管”上。

那時關於“列強”共管中國的主張，經常可以從天津外文報紙上看到。鄭孝胥對這類言論極為留意，曾認真地抄進他的日記、札記，同時還叫他的兒子鄭垂譯呈給我。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在日文報紙《天津日日新聞》上的一篇：

英人提倡共管中國

聯合社英京特約通訊。據政界某要人表示意見謂：中國現局，日形紛亂，旅華外國觀察家曾留心考察，以為中國人民須候長久時期，方能解決內部糾紛，外國如欲作軍事的或外交的干涉，以解決中國時局問題，乃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