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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骨圖”，有的終日掐訣唸咒，活像見了鬼似的。

我還每天“打坐”。“打坐”時，不準有一點聲音。這時所有的人連大氣都不敢出。我的院子裡養了一隻大鶴，它不管這套，高起興來就要叫一下子。我交代給僕人負責，如果鶴叫一聲，就罰他五角錢。僕人們被罰了不少錢之後，研究出一個辦法：鶴一伸脖子他就打它脖子一下，這樣就不叫了。

因為怕死，所以最怕病。我嗜藥成癮，給了我的家人和僕人不少罪受，也給自己找了不少罪受。我嗜藥不僅是吃，而且還包括收藏。中藥有藥庫，西藥有藥房。我有時為了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廚子幾角錢來，但為買些用不著的藥品，可以拿出幾千元、幾萬元去向國外訂購。我的一些侄子，上學之外要為我管藥房、藥庫。他們和我專僱的醫生每天為我打補針，總要忙上幾小時。

從前我在紫禁城裡時常“疑病”，現在用不到疑心，我真的渾身是病了。記得有一次例行“巡幸”，到安東去看日本人新建的水力發電站。到了那裡，由於穿著軍服，還要在鬼子面前撐著架子，走了不多遠，我就喘得透不過氣來，回來的時候，眼看就要昏過去了，隨行的侄子們和醫生趕快搶著給我打強心劑和葡萄糖，這才把我搶救過來。

這種虛弱的身體，加上緊張的心情，讓我總覺得死亡迫在眉睫。

有一天，我到院子裡去打網球，走到院牆邊，忽然看到牆上有一行粉筆寫的字：

“日本人的氣，還沒受夠嗎？”

看到這行粉筆字，我連網球也忘記打了，趕緊叫人擦了去。我急忙口到我的臥室，心裡砰砰跳個不停，覺得虛弱得支援不住了。

我怕日本人發現這行粉筆字之後，會不分青紅皂白地在我這“內廷”來個“大檢舉”，那不定會鬧成什麼樣子。令我更驚慌的是，顯然在我這內延之中，有了“反滿抗日分子”。他敢於在大庭廣眾之下寫字，就不敢殺我嗎？

由於我整天昏天黑地、神神顛顛，對家庭生活更沒有一點興趣。我先後有過四個妻子，按當時的說法，就是一個皇后，一個妃，兩個貴人。如果從實質上說，她們誰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沒有一個妻子，有的只是擺設。雖然她們每人的具體遭遇不同，但她們都是同樣的犧牲品。

長時期受著冷淡的婉容，她的經歷也許是現代新中國的青年最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一出生時就被決定了命運，也是從一結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場。我後來時常想到，她如果在天津時能像文繡那樣和我離了婚，很可能不會有那樣的結局。當然，她究竟和文繡不同。在文繡的思想裡，有一個比封建的身分和禮教更被看重的東西，這就是要求有一個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卻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分，所以寧願做個掛名的妻子，也不肯丟掉這塊招牌。

自從她把文繡擠走之後，我對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說話，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也沒有從她嘴裡聽說過她自己的心情、苦悶和願望。只知道後來她染上了吸毒（鴉片）的嗜好，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為。

“八一五”後她和我分手時，煙癮已經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我為了表示對婉容的懲罰，也為了有個必不可少的擺設，我另選了一名犧牲品——譚玉齡，她經北京一個親戚的介紹，成了我的新“貴人”。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個初中的學生，和我結婚時是十七歲。她也是一名掛名的妻子，我像養一隻鳥兒似地把她養在“宮”裡，一直養到一九四二年死去為止。

她的死因，對我至今還是一個謎。她的病，據中醫診斷說是傷寒，但並不認為是個絕症。後來，我的醫生黃子正介紹市立醫院的日本醫生來診治。吉岡這時說是要“照料”，破例地搬到宮內府的勤民樓來了。就這樣，在吉岡的監督下，日本醫生給譚玉齡進行了醫治，不料在進行治療的第二天，她便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醫生開始治療時，表現非常熱心，在她身邊守候著，給她打針，讓護士給她輸血，一刻不停地忙碌著。但是在吉岡把他叫到另外一間屋子裡，關上門談了很長時間的話之後，再不那麼熱情了，他沒有再忙著注射、輸血，變成了沉默而悄悄的。住在勤民樓裡的吉岡，這天整夜不住地叫日本憲兵給病室的護士打電話，訊問病況。這樣過了一夜，次日一清早，譚玉齡便死了。不由我不奇怪，為什麼吉岡在治療的時候，找醫生談那麼長時間的話呢？為什麼談過話之後，醫生的態度便變了呢？

我剛聽到了她的死訊，吉岡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