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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了我在長春時不準打蒼蠅以及指揮眾人從貓嘴裡搶耗子的故事,全樂開了。樂完了,一齊批評我的迷信思想。我心裡不得不接受,嘴裡卻不由自主地說:
“我為什麼還迷信?我去年不是打了?”
“我想起來了!”老元忍不住笑起來,“你不說去年,我還想不起來。我記得去年你就把蠅拍推讓給別人,自己拿張報紙扇呼,蒼蠅全給你放走啦!”
在鬨笑中只有大李板著臉,用十分厭惡的聲調說:
“別人放生是什麼意思,我不敢說,你放生我可明白,這完全是自私,為了取得代價,叫佛爺保佑你。別人都可以死光,惟獨要保護你一個人。因為你把自己看得最貴重。”
“你說的太過分了。”我抗議說。
“溥儀有時倒是很自卑。”老元說。
“是呀!”我介面說,“我從哪一點看自己也不比別人高。”
“也許,有時自卑,”大李表示了同意,可是接著又說,“有時你又把自己看得比別人高,比別人重要。你這是怎麼搞的,我也不明白。”
我後來終於逐漸明白了。因為我是高高在上地活了四十年,一下子掉在地平線上的,所以總是不服氣、生氣、委屈的慌;又因為許多事實告訴我,我確實不如人,所以又洩氣、惱恨、自卑和悲哀。總之,架子被打掉了,標尺還留著。我所以能明白這個道理,是因為後來發現了不能用我的標尺去衡量的人。在明白這一點之前,在跟大李相處的這段時間中,我只懂得了所長的話,漸漸明白了自己在與別人的關係上,是不平等的,就因為如此,我才引起別人的反感,得不到別人平等的看待或尊重,總之,問題是在自己身上。而當我親眼看到了那些不可衡量的人,並且得到了他們的恩惠,我就更明白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了。
我的前半生……三 不可衡量的人
三 不可衡量的人
一九五六年春節後,有一天所長給我們講完了國內建設情況,向我們宣佈了一項決定:
“你們已經學完了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農業合作化、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系列的檔案,你們從報上又看到了幾個大城市私營企業實現了公私合營的新聞,你們得到的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還僅限於是書本上的。為了讓理論學習與實際聯絡起來,你們需要看一看祖國社會上的實況,因此政府不久將要組織你們到外面去參觀,先看看撫順,然後再看看別的城市。”
這天管理所裡出現了從來沒有過的愉快氣氛,許多人都感到興奮,還有人把這件事看做是釋放的預兆。而我卻與他們不同,我想這對他們也許是可能的,對我則決無可能。我不但對於釋放不敢奢望,就是對於拋頭露面的參觀,也感到惴惴不安。
這天下午,在花畦邊上,我聽到有人在議論我所擔心的一個問題。
“你們說,老百姓看見咱們,會怎麼樣?”
“我看有政府人員帶著,不會出什麼岔子,不然政府不會讓咱們出去的。”
“我看難說,老百姓萬一激動起來呢?我可看見過,我是小職員出身的。”這是前偽滿興農部大臣老甫說的,他從前做過張作霖軍隊裡的小糧襪官。“老百姓萬一鬧起來,政府該聽誰的呢?”
“放心吧,政府有把握,否則是不會讓我們去的。”
這時我們組新任的學習組長,前偽汪政權的外交官老初走了過來,插嘴道:“我想政府不會宣佈我們的身份,對不對?”
“你以為不宣佈,人家就不知道?”老元譏笑他,“你以為東北人不認識你就不要緊了?只要東北老百姓認出一個來,就全明白啦!想認出一個來可不難啊!”
老元的話正說到我心坎上。東北人民從前被迫向“御真影”行禮行了十來年,難道認出我來還費事嗎?
東北人民那樣恨我,政府怎麼就敢相信他們見了我會不激動呢?如果激動起來,會不會向政府要求公審我?老甫問的也對,到那時候“政府聽誰的呢?”
那時,在我心目中,老百姓是最無知的、最粗野的人。我認為儘管政府和共產黨決定了寬大和改造政策,老百姓卻是不管這一套的;他們懷著仇恨,發作起來,只會用最粗暴的手段對付仇人。政府那時是不是有辦法應付,我很懷疑。我認為最大的可能,是“犧牲”掉我,以“收民心”。
許多人都以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這次參觀,我卻終日惴惴不安,好像面臨著的是一場災難。我竟沒有料到,我在參觀中所看到的人,所受到的待遇,完全與我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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