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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毒氣和各種形式的化學戰，還只是一本恐怖書中已寫成的第一章罷了。可以肯定，萊茵河兩岸的人都在運用科學並以絕大的耐心來研究所有這些新的毀滅方法。而且，為什麼要認為這些方法只限於無機化學呢？對於疾病的研究——有組織地準備各種病毒，蓄意向敵方的人畜投放——這肯定是不僅在一個大國的實驗室裡進行著的。毀壞莊稼的害蟲，殺死馬匹和牲口的炭疽熱，不僅毒害軍隊，而且能夠毒害整個地區的瘟疫——這些就是軍事科學正在冷酷無情地前進的路線。”

在丘吉爾於1928年寫成的《戰後》一書中，他對“一戰”結束後的某些情況和再次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作了深刻的思考，並懷有極大的擔憂，此時他“已深深感到未來的浩劫”。他寫道：

“戰爭突然地和全面地停止，就像開戰時的情形一樣。世界抬起了它的頭，看一看劫後的廢墟，勝利者和戰敗者都鬆了一口氣。在成百的實驗室裡，在成千的兵工廠、製造廠和各種辦事機構裡，人們一下子站了起來，離開他們多少年來專心致志的工作。他們的計劃還沒有完成，沒有實行，被丟在一邊了。但是他們的知識還儲存著；他們的資料、資料和發明，都由各國的軍事機關匆匆忙忙地捆紮起來，並註上‘供將來參考’。1919年的戰役沒有打成，但它的各種觀念還在向前發展。在每一個國家的軍隊中，在和平的外表掩蓋下，都在把這些觀念拿來研究、推敲和提煉。假使世界再發生戰爭，那就不是使用準備在1919年作戰用的那些武器和器械了，而是那些武器的發展和擴充，那必將是無可比擬地更加可怕和更加致命的了。

“我們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被稱為‘和平’的這個筋疲力竭的時期。不管怎樣，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對全面局勢進行考慮的機會。某些令人擔憂的、但確實無疑的事實已逐漸出現，好像山峰從漂浮的雲霧中逐漸顯露出來似的。可以確定，從此以後，一旦打起仗來，全部人口都將加入戰鬥，每個人都將竭盡其力，都難免遭到敵方的猛烈攻擊。可以確定，感到其生存處在危險中的國家，將不惜採取一切手段來確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次戰爭中，他們所使用的手段，其中必有一些是大規模的、無限制的毀滅性武器和方法，也許一旦發射就無法控制。”

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儘管丘吉爾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成為“後座議員”，但他仍然密切注視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尤其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崛起保持著高度的警覺和清醒的認識。1932年夏，當他前往巴伐利亞等地考察馬爾巴羅公爵曾經征戰過的古戰場時，對德國違反凡爾賽和約，偷偷地重整軍備的事態十分關注。他寫道：

“當我們經過這些美麗的地區，經過一個又一個古代名城的時候，我自然而然地瞭解了希特勒的動向，我感受到法西斯主義的氣氛，發現這是每一個德國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在國內掀起了復活德國軍國主義的狂潮，迫害猶太人的活動亦愈演愈烈。丘吉爾又是最早對這個納粹新政權的罪惡進行譴責的人之一。

他寫道：

“我們以吃驚和憂傷的心情看到：殘忍的暴力和好戰的狂熱甚囂塵上，對少數民族進行殘酷無情的虐待，僅以種族為藉口而拒絕對文明社會為數眾多的個人提供正常的保護。”

正當希特勒德國秘密地或半公開地破壞凡爾賽和約而重新武裝起來之時，英國的麥克唐納——鮑德溫政府卻迫於財政危機，在議會下院大力鼓吹裁軍，並在國際聯盟和透過一切可行的途徑提出一系列裁軍建議。同時，對於堅定地保持強大的陸軍的法國進行抨擊。

1932年5月，英國外交大臣約翰·西蒙爵士在下院提出了一個他稱之為“質量上的裁軍”的議案，還提出了一個把武器分為應准予保持和應予以廢止兩類的新劃分方法，其中荒謬地“把重炮、坦克和毒氣歸入進攻性武器這一罪惡的範疇”，以便“使侵略者在進行侵略時有較大的困難”。

丘吉爾在辯論中對此尖銳地予以駁斥：

“以坦克為例，德國人在入侵法國之後，深挖戰壕；在兩年之內擊斃150萬試圖解放法國領土的法英兩國士兵。坦克的發明，是為了制服德國人用來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