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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表達上的修辭天才。他筆下的人物刻劃得粗獷有力，事件描寫也十分恰當……，這部小說的份量不在於傳統上對角色的塑造，更多地在於它在政治上的諷刺性——勞拉尼亞出版物的價值確實在吸引著人們——它充滿活力的修辭、打動人心的力量；當然，未必能構成獨樹一幟的警句。”

儘管有一些批評意見，認為此書“十分明顯只不過是一位業餘作者的作品”，“並不是一部優秀作品”，但這本書仍然在後來幾次再版。這或許是丘吉爾成為偉大人物後的名人效應。歷史學家和傳記作家們則從自己的角度來認識這本書的獨特價值，認為它對於理解青年丘吉爾的內心世界是不可多得的、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丘吉爾傳……４　《河上的戰爭》

４　《河上的戰爭》

儘管丘吉爾已在極短的時間內接連出了兩本書，但他仍然有著一種緊迫感，他在給母親的信中說：“這是一個上進的年代，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推進之。”1898年夏天，他又獲得例行休假，便立即趕回倫敦，請求母親設法幫他儘快調往英軍駐埃及的部隊，他渴望參加對蘇丹的戰爭。

19世紀70年代，英國侵佔埃及之後，又佔領了蘇丹。

1881年蘇丹爆發了馬赫迪領導的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民族起義，起義軍連續取得了一系列勝利，在1885年喀士穆戰役中，還擊斃了曾經加入“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焚燒和搶劫圓明園、後來任蘇丹總督的英軍中將戈登。英國用了很長時間準備“為戈登復仇”的行動，於1896年發動了對蘇丹的戰爭。

丘吉爾為了趕上1898年對蘇丹軍隊的決戰，已預先僱好了僕役，收拾好行裝。但他的請求卻遭到了英軍駐埃及部隊司令基奇納將軍的拒絕。丘吉爾“感到埃及軍隊司令赫伯特·基奇納爵士毫不掩飾地和我作對，對我懷有敵意”。他在回憶那一時期的經歷時寫道：“現在我明白了，那時有很多不瞭解我和對我不友好的人，他們不贊成我的舉動。他們大概是這樣說的：‘這個年輕人是怎麼回事？他是怎麼混進各種各樣的遠征隊裡去的？他為什麼又給報社寫文章，又當軍官？為什麼一個低階軍官竟敢稱讚或者批評長官？為什麼他能常常離開團隊去休假？’另一些人索性罵起我來。他們罵我‘追求獎章’、‘自我吹噓’。”

雖然基奇納將軍的態度十分堅決，甚至倫道夫·丘吉爾夫人透過社交密友傑妮小姐，找到基奇納的副手伊夫林·伍德爵士從中斡旋也無濟於事，但丘吉爾是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他直接求助於英國首相索爾茲伯裡勳爵；首相則請英國駐埃及總領事克羅默勳爵幫忙。由於基奇納要依靠克羅默勳爵的密切配合，同時他需要將第21輕騎兵團作緊急調動，於是同意給丘吉爾以新的任命。

8月初，丘吉爾乘船沿尼羅河上溯，去新的騎兵團報到。臨行前他同新結交的朋友、保守黨《晨郵報》老闆的兒子奧利弗·博思威克商定，以每欄報道15英鎊的稿酬，由他給該報撰寫蘇丹戰爭的戰地通訊。丘吉爾加入第21輕騎兵團後，隨部隊向南推進，在沙漠里長途跋涉，一天得走30英里左右。許多士兵因受不了乾渴和酷熱而中暑病倒。丘吉爾身體狀況較好，在艱苦條件下仍能挺住。甚至有一次因為追趕部隊時天黑迷了路，他“被困在茫茫的沙漠中，一天一夜未曾吃喝”，也沒有倒下。但他擔心的是在戰鬥中受傷；在給母親的信中，他請求道：“一旦我負了重傷，您最好出面，設法把我弄回去。”

不久，恩圖曼戰役打響了。丘吉爾隨部隊向喀士穆挺進。9月2日清晨，丘吉爾在執行巡邏任務時，第一個發現大約有4萬名託缽僧正準備向英軍發起襲擊。經過激烈交戰後，他所在的團隊順利撤離了戰場。此後，第21輕騎兵團作為後備隊，從側翼迂迴衝向敵人，陷入了蘇丹軍隊設下的埋伏。後來丘吉爾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談到此次戰鬥：

“在我對面，大約有四排狡猾的敵人……，我方有人跌下馬來，身體當即被砍成幾段。還有五六匹馬也被間接攻擊所打傷，再就沒有其他什麼損失了。後來我們又衝進潰敗敵人的陣地，展開了短兵相接。隊伍被衝散了，人員不見蹤影。我策馬跑了一程，與敵人遭遇時就用手槍瞄準面部射擊，打倒了幾個，其中有三個肯定是死了，有兩個是否打死還無把握，有一個就更說不準了。”

1898年9月的決戰，以英軍的勝利而告終。此時起義者的首領馬赫迪已死，人數眾多的蘇丹軍隊由他的繼承人哈里發統領。儘管他們作戰英勇，但裝備和戰術水平都還停留在中世紀，因而終於敗在大英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