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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我沒有捲入其後三年內閣所有的妥協和不盡責之事中；假使我當了大臣，那麼，打起仗來，就得要對必定被證明是極不充分的國防工作負直接的責任了。”

丘吉爾又重新以較大的精力投入寫作。他把從凡爾賽和約起到當時止其間發生的全部歷史過程列出一個大綱，準備寫一本書。他甚至已寫出了第一章。這一章後來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一卷的一部分。此外他還於1936年底開始了《英語民族史》一書的寫作。

1936年6月6日，一直密切注視著英國戰備工作的丘吉爾，以私人身份替國防協調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寫了一個備忘錄，主張重新成立軍需部，以保證戰備物資的生產供應。但是直到1939年春，政府始終沒有采取有效的行動來成立車需供應部，也不準備對英國軍火生產採取緊急措施。

1936年11月12日，在下院對首相的答辯進行質詢時，丘吉爾對疏於戰備的政府和首相進行了嚴厲的抨擊。他說：“政府根本沒有下決心，或者他們根本不能使首相下決心。因此他們一直陷於奇怪的矛盾之中：決定不作決定，決心不下決心，堅決猶豫不決，堅定不移地動搖，竭盡全力無所作為。我們就這樣，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這些對英國的偉大也許至關重要的寶貴光陰，都讓蝗蟲吃掉了。”

1936年底，丘吉爾應邀在保守黨外交委員會所作的一次秘密演講中，對英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作了精闢的論述。他指出：

“英國四百年來的對外政策，就是反對大陸上出現最強大、最富於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國家，特別是防止低地國家①落入這個國家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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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低地國家，指荷蘭和比利時。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今天究竟哪一個國家是最強大的，是力圖用暴力和危險的手段來稱霸歐洲的呢？”

丘吉爾明確指出，這個國家不是陸軍最強大的法國，而是法西斯德國。德國正在以其歷史上空前未有的規模擴充軍備。在法西斯專制統治下，德國的經濟日益困難，不滿情緒日益增長。這樣，獨裁者很快就不得不在經濟財政崩潰和內亂，或者發動戰爭這二者之間作出抉擇。而這場戰爭的唯一目的，或者說德國取勝後的唯一結果，就是納粹統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歐洲。所以，丘吉爾認為，“一戰”時期發生過的情況現在又再次出現了；而要拯救面臨戰禍的英國，必須再一次聯合歐洲的一切力量來約束、抑制並挫敗德國的霸權。

丘吉爾認為，在這一過程中，國際聯盟這個極端重要的機構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因素。他說：“國際聯盟實際上是英國的概念，它和我們以前的一切方法和行動極其和諧一致。還有，它和一般的是非觀念以及我們歷來遵循的以遏制主要侵略國為基礎的和平觀念，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們相信，支援和加強國際聯盟將證明是維護我們島國的安全的最好方法，也是維護我們向來認為同我們利益息息相關的偉大的人類事業的最好方法。”

丘吉爾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情況之後，概要地提出了三個命題：第一，英國必須反對未來的霸主或潛在的侵略者；第二，在現在的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有著龐大的軍備，發展如此迅速，肯定要扮演未來的霸主這個角色；第三，國際聯盟應以最有效的方式把許多國家聯合起來，同時，英國政府也應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以控制未來的侵略者。

在不停頓地對戰爭的危險發出有力警告的同時，丘吉爾也不斷地為英國與法國進一步加強合作以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事變而大聲疾呼。他反覆強調：“英國的安全是同法國的安全密不可分的。”1936年11月18日他說：“法國和英國以極不相同的道路找到自己通往自由的途徑。但是我們都到了這裡，並肩而立。我們站在一起，給我們找麻煩就很危險，摧垮我們就很困難。那些顯示出傳統、復興了納爾遜的艦隊和拿破崙的大軍的人聯合起來，不會成為任人輕易捕食的獵物。但是如果在那些武德之上再加上公正與自由的至上信念，那麼他們就是不可征服的了。”

在一年多以後他還曾說過：“大不列顛和法蘭西必須為互相保護而站在一起。這就是兩個國家偉大安全之所在。公開講明這一點，不必隱瞞……將兩國的防務問題當作一個問題來看待。這樣你就會有遏制不招自來的侵略的強大威懾力量。如果威懾未能奏效，你也將有對付侵略者的極為有效的方法……在走了這麼遠之後，除了同法國結成公開的防務聯盟再無激流勇退的出路。鬆散的義務不行，雙方都要有明確的義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