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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方面的一切計劃和準備都已做好，而且結果的來臨可能比我們目前所預料的要快得多。”

兩天以後，當艾德禮和新任外交大臣貝文準備飛往波茨坦去時，丘吉爾拒絕了艾德禮建議他作為代表團成員重返波茨坦的邀請，而是到契克斯度過了一個沉悶的週末。他很快搬離了唐寧街，因為他對拋棄了他的英國民眾深感失望，使他“不願再耽上一個小時來負責管理他們的事務”。

當8月1日議會復會時，丘吉爾在下院已經是反對黨的領袖了。他在走進議會時，保守黨議員們高喊著“一個快活的好夥伴”來迎接他，但這喊聲很快就被人數遠遠超過保守黨的工黨議員的勝利歡呼所淹沒。這使丘吉爾深感不快。

丘吉爾在告別宣告中的預言很快就更為迅速地兌現了。8月14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天，丘吉爾再次走在議長身後到聖瑪格麗特教堂參加戰爭勝利的感恩祈禱，不過這一次他是作為反對黨領袖陪同新首相罷了。

在其後的日子裡，丘吉爾也偶爾在議會作簡短髮言，對工黨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評，但大部分時間他都在訪問西歐，接受紛至沓來的榮譽學位、榮譽公民稱號、各種獎章和禮品。9月，議會休會了。在決定今後何去何從之前，丘吉爾決定先度假。他在義大利北部的科莫湖畔作了充分的休息，然後計劃撰寫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回憶錄。11月，他在布魯塞爾的一次演講中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歐洲合眾國”的創議設想，此後他又在多次演講中提到這一思想，他認為這不失為一種解決戰後政治、經濟問題的救世良方。

1946年初，他將保守黨的領導事務交由艾登代理，自己應邀前往美國。他乘“伊麗莎白皇后號”先赴紐約。2月初，他應古巴政府之邀在哈瓦那作了短暫訪問。3月4—5日，他由杜魯門總統親自陪同，來到了這位美國總統的家鄉密蘇里州，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說。他呼籲聯合國成立維護和平部隊；主張西方國家保持“有關原子彈的知識和經驗的秘密”；併力促“保持英語國家的特殊關係”。他對“東歐傳統的暴政”進行了抨擊，並提出了“鐵幕”的說法：

“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裡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在這條線的背後，座落著所有中歐和東歐古國的首都……幾乎在每一處都是警察政府佔了上風。到目前為止，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根本沒有真正的民主。”

此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蘇聯作為盟國在大西洋兩岸的公眾心目中仍保持著友好國家的形象，所以丘吉爾此言一出，立刻引起輿論大譁。斯大林很快作出了反應，他在接見《真理報》記者時說，丘吉爾“現在採取了戰爭販子的立場”。但杜魯門似乎對此說法抱著讚賞態度。雖然杜魯門拒絕對丘吉爾的講話作公開評論，但丘吉爾向艾德禮報告說，在他講話前後，杜魯門似乎同樣高興。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當納粹戰犯尚在受審之時，丘吉爾就曾公開敦促及早恢復德國在國際大家庭中的應有地位。

丘吉爾的許多朋友都曾勸他退出政治舞臺，專心致志地撰寫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但丘吉爾沒有接受勸告。他宣佈，將在議會中全力以赴地研究戰後所面臨的所有問題，並將繼續領導保守黨戰勝工黨，重主國政。對此他充滿了自信。他說：“工黨不會永久存在，上帝保佑，在我們返回之前，國家不要遭受更多的損害。我們應當回去。我們一定回去，這是必然的，就像太陽明天必然會重新升起一樣。”

當時的工黨政府面臨著許多嚴重的問題。戰爭使英國付出了極其巨大的代價，嚴重削弱了的英國在國際上的政治和經濟地位，英國的戰爭支出超過250億英鎊，使國債增加了兩倍，連續長時期地遭受轟炸使整個國家的財富損失了約1C4。與戰前相比，英國工業生產大幅度下降，出口貿易嚴重滑坡。

工黨政府採取了許多措施刺激本國工業生產增長。他們增加工業投資，對電力、運輸、煤炭、天然氣等能源和交通部門實行了國有化，利用英聯邦特惠制和金融集團的槓桿作用擴大貿易出口。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效果。

在外交政策方面，工黨政府走的是一條親美反蘇的“冷戰”路線。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發生共產黨政變。為此，英國與法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等國政府在布魯塞爾簽訂了聯合防禦條約。1949年4月，英國簽署了北大西洋公約，成為該組織的主要成員國之一，這也是英國在和平年代裡所承擔的最大的歐洲軍事義務。1950年，英國和美國一道參加了對朝鮮的戰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