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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手。與學校教育相比，這種教育似乎來得更加重要。

我從未在學校作過弊。父母在誠實這一品質上嚴於律己，對我也是如此要求的。我從來不需要作弊，但我知道什麼是作弊。我們班有一個技術奇才會用相機拍下化學和微積分公式，然後把這些公式弄到手掌大小的手抄紙上，以滿足考試之需。我想，這才是作弊。對別人的論文做大幅修改，然後將其變成自己的，我覺得不算是作弊。長話短說，我對羅伊康的一篇論文做了些修改——其實是做了很大的修改，然後作為自己的論文上交。論文的題目是“casus　belli”，這是一個德語單詞，可以粗略地翻譯成“宣戰的理由”，這包括各國在發動戰爭時可能會找的正當理由，也包括它們是怎麼找到這些理由的。吉恩把羅伊康的論文一字不改地上交了，但他跟我不在同一個班級。我不知道我論文中的哪部分讓教授起了疑心，反正論文交上不久，我就收到了讓我去院長辦公室走一趟的通知。於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我去了院長室，看到院長用兩個手指像捏尿布一樣捏著我的論文，我的教授則站在一旁。我會意地打了一個寒顫。可能知道羅伊康論文的不僅僅是我跟吉恩，大家都知道了。我承認用了他人的論文作為寫作思路，但我辯稱我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這樣向他們解釋著，心想最壞的結果就是這門課掛紅燈，但學院肯定注意到了我“借鑑”的篇幅，於是決定殺雞儆猴。幾天後，兄弟會的信箱裡多了一封來自院長辦公室的信，信上說我被開除了。時值1944年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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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安排（1）

羞愧完全不能表達我當時的感受。我該怎麼向誠實至上的父母解釋呢？因為作弊被學校開除？他們日以繼夜地在中央咖啡廳工作，省吃儉用為我提供“錢能買到的最好的教育”，而我卻因作弊被剝奪了教育機會，這竟然成了我對他們表達“感謝”的方式。父親真的太誠實了，每當他在科尼的埃爾克斯俱樂部玩撲克時，他總是輸家，因為他擺不出一副撲克臉。雖然對於我的輟學，我自己都解釋不清，但我仍有一絲希望。這一開除並不是說我完全沒有機會重返學校，學院領導說如果我能找到一份工作，並藉此重新恢復我的聲譽，那學校還是可以給我恢復學籍的。我不敢把真相告訴父母，於是決定先把事情壓一壓，等找到一些好的說辭再將這件事告知父母。

吉恩也同樣感到羞愧，可能感受比我更深，因為他平安無事地度過了。反思自己的過錯，我開始把這次失足看成是意外的收穫，一種莫名其妙的運氣。我已經想清楚了，我不是做工程師的料。無論接受多好的教育，基因上的限制——對機械知識的不知所措、對繪畫的一竅不通，使我根本沒辦法與其他優秀的同學相比。另外，我並不能把對數學的精通應用到工程學上去，因此與身邊有才能的未來工程師相比，我就很吃虧。那時，我還沒有形成自己的職業原則：盡力發揮自己的長處。我只知道我需要找一片領域，在那兒我可以把自己的數學才能應用到人際關係或商業情境中，而不是浪費在物體構造和機械裝置上。但要想在將來有任何發展，我都必須先把履歷上的汙點拭去。在一次電話中，我告訴父母我要在麻省理工學院輻射實驗室的採購部申請一份職位。我根本不知道這個實驗室所進行的實驗將對戰爭有多麼重要的影響。那時，盟軍已經在歐洲戰場佔了上風，但在太平洋戰場，日本人本著戰至最後一兵一卒的決心血灑太平洋島嶼。為贏得戰爭，美國加緊步伐，想趕在敵人之前研製出一種能給予敵人致命打擊的超級武器。我的工作申請被批准了，這樣一來，我就能繼續待在菲謬三角洲兄弟會的會堂，也能繼續積極的社交生活。不同的是，我不再上課，而是出差為實驗室採購部件。

奇怪的是，我似乎是一名非常出眾的出差者。雖然僅僅是一個職位卑微的18歲小辦事員，我卻能想辦法擠上票已賣光的航班。我採購的東西並不都很特別，每次我都是先買到部件，然後再用船運的方式將其運回劍橋市。我採購的通常是戰爭中不易買到的管道和襯墊。我知道我必須抓緊時間採購，也明白實驗室“立刻”就要它們。我還知道我的工作證件上寫著“曼哈頓”，但我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只有在日本8月14號宣佈投降後，曼哈頓計劃的細節才浮出水面：那個輻射實驗室參與了這個計劃。我突然明白我所採購的部件中，有一些是用來製造原子彈的。父母十分高興我對戰爭做出了貢獻。

戰爭結束後，離開家鄉已18個月的我重返科尼。我打算秋天時回到麻省理工學院，然後再考慮往下的路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