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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著高聳的窗戶和拱狀的頂棚，夾雜著粉塵的陽光從那兒射入，頂棚上還塗著各種星座圖案。當我們走在路邊時，一輛豪華轎車正等著我們。車的司機——吉恩叫他託尼，熱情地迎接了吉恩。我告訴自己，他們只是私人朋友，而同是義大利人的託尼只是幫吉恩一把罷了。

在到達目的地後，我才瞭解了真相。他家位於第五大道1040號的公寓大樓內——在85號大街的路口，而大樓對面便是中央公園。傑奎琳·肯尼迪曾在那裡住過一段時間。車開到大樓前時，一個身穿制服、戴著白色手套的門衛連忙從罩有天棚的大門跑出，為豪華轎車開門。“蒲柏先生，”他對吉恩說，“見到您真好。”吉恩向他介紹了我之後，門衛對我說：“歡迎彼得森先生。如果需要任何幫助，請與我聯絡。”最終，我明白了：我的朋友吉恩·蒲柏很有錢。

走進他家的公寓後，我呆呆地審視著巨大的客廳。客廳有兩層樓高，牆壁由紅絲粉飾，有精美的傢俱，裡面還有擺滿書籍的圖書館和特大的飯廳。大理石石階從一樓通向二樓。二樓有許多臥室，而且都是內建獨立衛生間的。以前我還以為這種超乎想象的奢侈只存在於皇宮或是富人宅邸，而不會出現在其他建築內的公寓套房裡。當一個衣著正式的管家把我的行李帶入“我的”臥室，並開門向我展示“我的”衛生間時，我想我已經身處一個電影裡才有的佈景了。以前在科尼的時候，母親從來沒有得到別人的任何幫助，更不要說有穿著制服的管家和女傭人了。吉恩衣櫃裡的財富令我難以想象：裡面有8套或10套衣服，6件運動夾克。在學校時，我從未看過他穿這些名貴的衣服，也沒聽他提起過他的家境。原來吉恩的父親——傑內羅索·蒲柏（Generoso　Pope）先生跟我父親一樣，也曾是一個鐵路工人，但蒲柏先生後來從事的事業要比父親的大得多。他曾在一個名為克魯尼爾沙石的公司工作。後來，他買下這家公司，並把它發展成大型建築材料供應商。此後，他又購買了《意裔美國人進步報》和《美國快報》，前者是美國最大的義大利語日報，後者是美國的一份週報。後來，我瞭解到蒲柏先生是義大利移民中的第一個百萬富翁。往後的日子裡，我還得知他在政界也很有影響力。蒲柏家的晚宴是我首次參加的有意義的社交活動。在那裡，我觀察到人們在致力於重大目標的同時，玩得也很愉快。許多州長、市長和州務卿都經常來參加晚宴。晚宴上的食物精美至極。在一次晚宴中，有人遞來了一個銀色淺盤，盤內裝有一堆裹著精美亞麻布的棕色的、呈鉛筆狀的薄薄的食物。我從沒見過這種東西，掃視桌子一圈，也沒見有人在吃，所以最後我開口發問，於是，我認識了麵包條。

蒲柏女士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女人，她膚色淺黑，有著黑色的眼珠。在跟你講話時，她會與你眼神相接。跟她丈夫一樣，她也是個義大利人，但她說著一口完美的英語，毫無口音。她是一個完美的女主人，優雅地管理著蒲柏家庭。她問我在紐約有什麼沒看過的或什麼想看的。我的答案是：一切。每當我們出去逛紐約城時，蒲柏一家都極盡地主之誼，我也能感受到他們對紐約的熱愛。在紐約期間，他們帶我玩了好多地方，比如在MET歌劇院觀看《波西米亞人》，在無線電城音樂廳看洛奇舞，參加羅傑斯和哈默爾斯泰因的音樂酒會，還在瑞吉酒店頂樓欣賞中央公園。每次出去，我都會聽到恭恭敬敬的門衛、商店衣帽間女服務員“蒲柏先生，蒲柏先生”地叫，我估計他在娛樂消費時所付的小費比中央咖啡廳一天的收益還要多得多。

在那個年代，人們常把任何顯要的美籍義大利人都與黑手黨聯絡在一起，無論他們之間是否真的有關係。據說，蒲柏先生與弗蘭克·克斯特洛（Frank　Costello）有往來，而此人與盧西阿諾（Lucky　Luciano）交往密切。此外，弗蘭克還扮演著連線犯罪世界與合法商業運作和政治的角色，比如蒲柏家族及其朋友們所涉足的商業和政治活動，但這些並沒影響我和吉恩的友誼。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時候，我們總是形影不離。在往後的人生裡，每當事業上需要合作，我們都會完全信任對方。

羅伊康

我和吉恩的親密友情一直持續著，但在大一結束前，我的學生生涯卻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吉恩有個紐約朋友，名叫羅伊康（Roy　Cohn），比我們小一歲。後來在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對共產黨人發動政治迫害，羅伊康則因成為他的左右手，而變得聲名狼藉。再後來，羅伊康成了一位有權勢的律師，曾使用涉嫌違法的方式幫助他的客戶。那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