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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庸諱言，在我們今天這樣一個全球化與多元化並存的和平世界裡，寫作什麼樣題材的作品，早已經是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個人自由了。著作家們的創作動力則更多出於自己現實經濟利益的考慮。所以濫情　、空虛、無聊、媚俗的作品充斥了世界各個角落。就我們中國內地的情況而言，許多年以來，我們不僅已經見不到抑或很少見到散發著理想主義光芒的偉大作品了，而且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的文明傳統也被我們拋棄到九霄雲外。特別是在日益商業化社會的背景之下，有些作家為達到暢銷目的，竟然不惜以展示自己那點個人隱私為賣點；更有甚者，有的乾脆喊出了“下半身寫作”的口號。我們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作家和公共知識分子喪失了人類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文學藝術和文化將會墮落到怎樣的地步！

幸好，我們過去曾經有過遇羅克，有過顧準；今天我們又擁有了張純如。正是由於有了他們，我們才有機會對殘酷的歷史真相瞭解得更清楚、更徹底；正是由於有了他們，我們才有可能對我們人類自身的缺陷和罪惡有深刻的反省；正是由於有了他們，我們才知道更加珍惜今天自由幸福的生活；也正是由於有了他們，我們才相信作家之於我們之於社會之於世界的真正價值。

（2004年11月20日）

讀書也是一種旅行（1）

在如今許多所謂“先鋒作家”和“高尚”讀者的眼中，餘秋雨似乎並不是一個值得十分讚許的名字，儘管餘氏的作品在海內外中國人當中幾乎家喻戶曉。前幾年，甚至於有個別青年學者不惜以揭發餘秋雨的“歷史問題”，來發洩自己對餘作品流行的不平。其實，“文人相輕”在我們這個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國度裡，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正可謂“國粹”是也。且不說，大清王朝的“文字獄”實質便是一些讀書人為了向皇帝邀賞而不擇手段陷害另一些讀書人的結果；就是離我們並不十分遙遠的“反右”和“*”，不是同樣盛行寫文章打倒別人嗎？當然，如今我們已經步入了法治社會，公民的名譽權、人身權、財產權都得到了法律的保護，但是老祖宗遺傳給我們的一些劣根性，卻並沒有被我們今天的一些讀書人所拋棄，可能在某些人身上還大有發揚光大之勢呢。所以餘秋雨先生和他的書不被一些主流作家和學者所看重，我並不奇怪。

餘秋雨先生最早流行的著作便是他在1992年由東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文化苦旅》，距今已經有十餘年的時間了。雖然這十餘年間，餘先生又先後了出版一部又一部“文化散文”，並且每部都十分暢銷，且“餘秋雨”三個字也幾乎在出版界、文化界成為“暢銷作品”的代名詞了。隨著餘先生的聲譽日隆，其受到的攻擊與詆譭，似也從來沒有中斷過。事實上，所有的攻擊與詆譭並沒有影響到餘先生的聲名遠播，以及廣大讀者對餘先生及其作品的喜愛——當然也包括我這個專業讀書人。我對餘先生作品發生興趣，便是從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著作——《文化苦旅》開始的。

在閱讀《文化苦旅》之前，我所瞭解到的中國現當代作家的散文作品，要麼是楊朔式的“政治抒情”與無病呻吟；要麼是秦牧式的火藥味十足的“批判檄文”；即使是在改革開放的春天以後，即使是那些被某些當代中國作家們譽為“美文”的散文作品，也無外乎是一些“詠物抒情”的小品文而已，不僅沒有真正的現代精神，就是連唐宋八大家的古典精神也不具備。因此，在我第一次讀餘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之後，才真正領略到中國現代散文的風采，領略到“文化散文”的價值。我知道，我如此的看*得罪我許多的同行和同類，但是沒有辦法。如果有人非要說喜歡餘氏作品的人是俗人沒有文化的話，我寧願承擔這樣的“好名聲”。

在我看來，《文化苦旅》的最大價值是讓中國文化走入民間。餘先生是教授是大知識分子，然而許多喜歡《文化苦旅》的讀者卻是稱不上知識分子的普通民眾。不是有人在前幾年編過這樣一個段子嗎：說公安在某“三陪小姐”的包裡不僅搜到了口紅、保險套，而且還搜到了《文化苦旅》。很顯然編這個段子的人對於餘先生的作品抱有些許敵意，但也至少證明了不喜歡餘氏作品的人同樣承認《文化苦旅》在讀者（畢竟“三陪小姐”也是我們社會群體中的一部分）心目中的地位。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