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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被拘押，他的十八年有期刑期便從那一天算起。刑滿那天，公安部在北京一家醫院裡為陳伯達舉行了刑滿儀式。當時，陳伯達因急性前列腺肥大症而住院。十來天之後，我便從上海趕到北京，開始對陳伯達進行採訪。

我能夠從上海得知陳伯達的情況，並且如此及時趕去採訪陳伯達，不言而喻，得益於我與公安部多年的聯絡。在採訪馬思聰問題的時候，那四口袋“002號案件”檔案，上午在公安部部長劉復之手中，下午就到了我手中。

最大的困難在陳伯達本身。

陳伯達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本來就很少接受記者採訪，尤其是在他經過多年監禁，巴不得有一個安靜的晚年。再說，我的採訪勢必要觸及到他極不願意回顧的那一段歷史。正因為這樣，當他得知我要採訪他，他很明確地說：“公安部要提審我，我作為犯人，只得回答他們的提問。葉永烈要採訪我，我可以不理他！”

此外，還有一個特殊的困難，他是福建人，他的普通話極為蹩腳，一般人難以聽懂。

我在上海的時候，就已經估計到採訪的艱難。事先，我查閱了陳伯達專案的有關材料，查閱了陳伯達的眾多的著作，排好他的年譜。在做好這些案頭準備工作之後，我專程來到北京。

我沒有“直取”陳伯達，而是先打“外圍戰”。在北京，我採訪了陳伯達的前後幾位秘書，採訪了陳伯達的老同事、子女、警衛員等等。然後，我覺得有了充分的把握，決定與陳伯達直接交談。

我在打“外圍戰”時，就被陳伯達知道了。他以為，像他這樣的人，還寫什麼“傳”？！他說：“往事不堪回首，還是免了吧，我現在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雖然他的老朋友把他的話轉告了我，但是，我仍要求跟他見面。我想，我還是能夠勸他接受採訪的。因為我並不是那些追求奇聞軼事的小報記者，我是把對於“*”史作為一項嚴肅的研究工作來做。陳伯達是“*”中的重要人物。因此，對於陳伯達的採訪，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搶救歷史老人頭腦中的珍貴史料。我的本意並不是刻意於為陳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