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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黃金榮的介紹，程子卿進入法國巡捕房當了巡捕。

程子卿連法語都不會講，怎麼會進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來，在米店裡不斷地拎米包，他練就了過人的臂力，這正是巡捕捕人時所需的“基本功”。

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後來升為刑事科的政治組探長。這個政治組專門處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組長為法國人薩而禮。隨著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斷增多，這個政治組後來擴大為政治部，程子卿擔任政治部主任。

薛耕莘先生給我看了一幀照片，那是他、程子卿和朱良弼（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社會科探長）三人的合影，都穿著海軍呢（深藍色）制服。那是1937年“8·13”事變之後拍攝的。薛和朱胸前掛著銀牌，表明他倆在巡捕房工作滿十個年頭，而程子卿則掛著金牌——只有服務期在25年以上的巡捕才有資格佩金牌。可以看得出，程子卿相當壯實。

薛耕莘先生說，程子卿日常喜歡穿藍袍黑掛便衣。

薛先生有個習慣，凡重要的見聞，必定記錄於筆記本。程子卿當時的談話，亦被他記於本子上。解放後，薛先生曾被捕入獄，筆記本被收繳。那個本子如今很可能仍在檔案部門儲存。

如能找到，可查到當時談話的原始記錄，有助於弄清1921年前搜查*“一大”會場的詳況。

薛先生說，身為法租界的華人巡捕，程子卿跟他一樣，處於法國領事館、國民黨和共產黨三方勢力的夾縫中。

薛先生說，程子卿由於是黃金榮的“幫弟”，跟國民黨、跟蔣介石有著密切關係。1927年蔣介石在發動“四·一二”政變之前，曾在龍華召見*會頭目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人；程子卿亦在座。在“四·一二”政變中，程子卿出了力。那時，蔣介石手下的兩輛軍用卡車以及車上六十多名衛兵在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受到法租界巡捕房攔阻，不許進入法租界。蔣介石的衛隊長和法租界巡捕爭了幾句，那巡捕連車帶人都扣下來，送到法租界巡捕房。經過程子卿周旋，蔣介石的衛隊連同兩輛卡車得以釋放。事後經楊虎（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特務處處長）保舉，國民政府頒發程子卿“青天白日”三等勳章。胡漢民、汪精衛還各贈他親筆字軸一幅，程子卿把字軸掛在薛華立路（今建國中路）和平坊4號廂房會客室中，以為榮耀而自豪。當時，軍事蔣介石、政治胡漢民、黨務汪精衛，是國民黨的三巨頭。

薛耕莘回憶說，程子卿在法租界也為共產黨、進步人士以及國民黨左派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激起了國民黨內右翼分子的不滿。自1931至1936年間，程子卿曾先後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後兩次還附有子彈。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彙路打浦橋附近遇刺未中。此後，程子卿上下班時，法租界巡捕房派員護送，前後達半年之久，直到抗戰爆發，才得以平安渡過。

我問及程子卿後來的情形。薛先生說，解放後，程子卿意識到可能被捕，求助於宋慶齡。那是因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時，也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黨員被捕，經宋慶齡等向他“疏通”而獲釋。這樣，宋慶齡向有關部門作了說明，程子卿也就沒有被捕。1956年他病逝於上海建國中路家中。

薛先生還說，因為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那裡的法文件案，例如政治性案件歸在“S”類，捕人報告歸在“R”類。關於搜查*“一大”會場的情況，可能會在法租界巡捕房當年的“S”或“R”類檔案中查到準確的原始記錄。這些法文件案應當仍在上海，需要精通法文又熟知內情的人去查詢。如果需要的話，薛先生願盡微力，以求徹底查清這一重大的歷史之謎。薛先生再一次重複母親的遺訓：“你應當愛你父親的祖國。”能為祖國做點有益的事，雖已年邁，他仍在所不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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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傳》背後的故事（1）

陳伯達，*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政治秘書，*、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很多人問我，你是如何採訪陳伯達的？

最初的採訪，卻是十分的艱難。這艱難是雙重的：

首先，陳伯達雖然已經刑滿，但是，他家隔壁便住著公安人員。因為陳伯達畢竟是一個很特殊的人物，他曾是中國的第四號人物，即僅次於毛澤東、*、周恩來，所以必須保證他的安全和不受外界的干擾。正因為這樣，儘管北京有那麼多的記者和作家，卻沒有一個人能夠走進他的家門。

我從公安部獲悉，陳伯達在1988年10月17日刑滿——他是在19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