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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著名的觀點:〃政治學術本來是一切學術中最為重要的學術,其終極(目的)正是為大家所最重視的善德,也就是人間的至善。政治學上的善就是正義,正義以公共利益為依歸。〃[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48頁。對任何治理國家的執政者來說,〃正義恰正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作為政治的動物,〃人類由於志趨善良而有所成就,成為最優良的動物,如果不講禮法、違背正義,他就墮落為最惡劣的動物〃。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城邦不僅為生活而存在,實在應該為優良的生活而存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9、137頁……透過對城邦政治的研究,亞里士多德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在同類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中,大家就應享有平等的權利;凡不合乎正義[違反平等原則]的政體一定難以久長。〃同上,第386頁。與亞里士多德思索每個人在城邦都能過上一種〃優良的生活〃相似,中國古代聖人也為後人描繪了一個值得想望的大同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任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篇》。在當今世界,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增進了社會的財富和民眾的福利,促進了公民權和人權的發展,提升了國家協調利益、整合社會的能力。福利國家的出現從一個側面實踐了大同社會的部分理想,其特點可以說就是讓每個人都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和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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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在追求至善的理想中,也始終伴隨著一種惡的力量。正如卡爾·波普爾(KarlPaimundPopper,1902—1994)指出的那樣,人類〃即使懷抱著建立人間天堂的最美好的願望,但它只是成功地製造了人間地獄——人以其自身的力量為自己的同胞準備的地獄〃[英]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1卷,陸衡、張群群、楊光明、李少平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頁……求善與防惡,是政治發展的兩個維度。界定和保護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體現了兩種政治觀之間的結合。
權利與正義是緊緊交織在一起的,一個正義的社會必然是尊重和保障個人權利的社會,一個蔑視和踐踏個人權利的社會必然背離正義、趨向邪惡。偏離正義的社會,必將危機四伏。治國若離開正義,勢必自食苦果。著名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Rawls,1921—2002)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麼精緻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於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義否認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當的,不承認許多人享受的較大利益能綽綽有餘地補償強加於少數人的犧牲。〃[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頁。一個正義的社會,既不是多數人剝奪少數人的社會,也不是少數人剝奪多數人的社會,而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得到尊重、保障和實現的社會,是社會各個階層的成員共享發展成果的社會。
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時期,一些不利於農民享有平等公民權的舊體制,可以透過新的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而予以變革。與世界上一些國傢俱有深遠文化背景的種族歧視不同,處身於城鄉二元結構之中的中國農民的不平等地位,主要是人為的政策制度安排的結果。凡是人為的不合理的政策制度安排,就可以透過新的政策制度安排予以改革或廢除。中國第三代改革者推出的〃農村新政〃趙樹凱將中共十六大以來改革者推行的一系列令人鼓舞的農村政策稱為〃農村新政〃,其基本著力點有兩個方面:一是給農村有力的經濟支援,二是切實保護農民的權利。參見趙樹凱:《農村發展與新的治理正規化》,載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編:《中國新農村建設:鄉村治理與鄉鎮政府改革》,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9頁。,有力地支援了這個結論。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及2003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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