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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有整整三年時間，我誰都不理。後來透過我爸的關係換了工種，可別人還都拿我當壞人。”

“我是從上高中的時候開始對異性有感覺的。小學時我看不起男孩，因為老師寵女孩，女孩學習大都比男孩好。我那時就不願和男孩相處。到初三時，我們學雷鋒，排節目。我突然覺得男女同學一起排節目挺有意思的，蠻好的感覺。有次我病倒在家，同學們來看我，先是女孩，後是男孩。我聽男孩聊天，多是談的國內外大事，覺得有新鮮感。一個男孩引導我看哲學書，給我介紹了不少好書看。書店買不到他就借給我看。後來聽別人說，有一次他問過老師有關談戀愛的事，他懂得這些事特別早。老師勸我別理他，說，他爸是資本家，母親是外國人，他能教給你什麼好思想呢？我們後來沒有進一步的發展，但這個男同學我一輩子都忘不了。”

在禁慾主義的氣氛中，肉體的接觸被看得非常嚴重：“有一次我們去看電影，他第一次握了我的手，那時我們倆的關係已經有兩年了。”

有時無知會使人變得殘酷；而孩子們之間的殘酷有時會比成｜人之間的殘酷更強烈百倍，它能令涉世不深的當事人有一種陷入絕境的感覺。一位女性講到她接受青春期教育的一段痛苦歷程：“中學時我們學校實行男女分班。我發現有一個男孩老注意我，我心裡朦朦朧朧地能感覺到，所以就多看了他兩眼。他雖然個矮，可挺能打動我的，我那時心裡就蠢蠢欲動。後來‘文革’開始了，我們去支農，回來我就接到一封信。我在學校裡還從來沒接到過信，很好奇，就當眾拆開了信，見上面寫著：支農的時候我看見你心裡特別放不下，我心裡老忘不掉你的大眼睛，總注視著你……總之，都是這一類的話。落款是個假名字。我當時也不懂這有什麼嚴重的，就跟一個女同學說了，大家就都傳著看了。結果一個‘革軍’（注：革命軍人）子弟就說我是流氓。從那以後，所有人都不理我，孤立我，在我課桌上吐唾沫，用粉筆寫上‘大流氓’，還拔我腳踏車的氣門芯。我把信交給了學校的軍訓排長，讓他為我作主。同學們都說我招惹男孩。我當時覺得委屈極了，因為那時候我純樸極了，根本不懂什麼。後來學校呆不住了，我就跨學校和一個我媽同事的孩子去插隊了。在那麼悲慘的情況下，我好像全靠他了。他比我大幾歲，很照顧我。我們走的時候我還不到十七歲，十八歲時我就和他好了。”

對禁慾主義環境的理性批判有些女性對禁慾環境採取了理性批判的態度。一位單身女性講到過自己的壓抑感：“我有壓抑感，小環境（指家）大環境（指社會）都一樣。想不在家待著、不和父母一起住都不可能。人的選擇餘地太小了，不能痛痛快快地生活。壓抑感是一陣一陣的，中國人總按別人的反應來改變自己，別人怎麼說很重要。我相對來講不太在意這些，但也不能全不在意，不可能逃脫。”

一位愛好文學的知識女性說：“我在性方面始終是壓抑的，這和從小的教育有關。直到三十一二歲看到一本書，叫作《光榮與夢想），裡面說性解放對美國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才覺得性不是髒的、壞的。我的第一篇小說就是寫性壓抑和性罪惡感的。”

禁慾主義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希臘人澤諾（zeno）。他在公元前315年創立的禁慾主義認為：透過壓抑情緒波動，不計較個人享樂與痛苦，用忍耐所獲得的貞潔是最高的善行，最完美的事業。基督教的禁慾主義思想家認為：肉體是內心罪惡的證據；女人的全身和男人的腰部以下都是魔鬼的傑作；性慾的滿足是“俯身試毒”；婚姻則是“生命的玷汙和腐蝕”；性茭是令人作嘔的；是汙穢而墮落的；是不體面的；是不潔的；是可恥的；是一種玷汙。（坦娜希爾，第155一156頁）

禁慾主義的流行有時間、地域和文化的區別：在拉丁的歐洲，性自由並沒有像盎格魯撤克遜國家那樣遭到無情排斥和扼殺。因此，精神分析學家對英國人的精神狀態特別感興趣，稱之為“盎格魯一撤克遜神經症”。英國人之所以在一切人中首先激起精神分析學家的好奇心，這既是因為他們的保守主義，又是因為他們的同質性。在英國人中，可以看到高度發展的端莊，或不如說是假裝正經，這一點似乎在維多利亞時代的人那裡達到了頂點。此外，還有人認為，北美社會的清教傳統和反性政策可能比舊世界的盎格魯一撒克遜人更僵硬。（居伊昂，第221頁）禁慾主義社會氛圍的後果是造就了一大批性冷淡的女人和一大批道貌岸然的男人。

在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女性被劃分為兩大陣營：一個是受人尊重並準備結婚的淑女的陣營；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