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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的高標準生活。分佈的中段是另一種型別，其中大部分沒有工作，對他們來說現實和幻想之間的區別仍然具有意義……他們對生活的興趣沒有喪失，從感官的快樂中尋求滿足。在分佈的另一端是不適於僱用的人群，對於他們，至少就與他們的生理存在相應的範圍來說，現實和幻想的界限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

那麼，潛伏在第一個困境中的危險，就是各種超驗目的的急劇消失，社會依照這些目的可以組織起自己的力量。這些目的，這些相當於戰爭精神的真實的道德成分，已經衰退，如同海市蜃樓，在我們走近的時候卻一個個破滅。要想從更真實的人類定義出發去尋求新的倫理學，就應該進行必要的內省，分析精神的機制，追溯它的進化歷史。但我預先指出，這樣的努力將暴露出第二個困境，我們必須在人類生物天性的固有倫理前提之中作出選擇。

我把具體的證明留給下一章，而先用最簡短的語言來描述第二困境的本質：大腦中存在著先天的潛意識壓抑力和動機，它們深刻地，無意識地影響著我們的倫理前提，人類道德就從這些根源如同本能一樣進化而來。如果這種理解是正確的話，科學就可以迅速進入陣地，去考察上述根源以及各種人類價值的意義；所有的倫理主張和大多數政治活動正是來自其中。

哲學家們普遍缺乏進化論的眼光，沒有花足夠的時間考慮這個問題。他們檢查倫理系統的信條，但只針對結果而不追溯原因。J·羅爾斯在他有影響的《正義論》（1971）中開門見山地提出不容置辯的命題：“在一個公正的社會中，平等的公民自由是天經地義的，由公正所保證的權利絕不從屬於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算計”。R·諾西克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1974）中一開始就提出同樣堅定的觀點：“個體擁有權利；在某些事情上，任何他人或任何團體都不能進入個體的天地（除非冒犯他們的權利）。這些權利是如此深遠和強烈，他們導致了這樣的問題：政權及其官員們究竟可能做些什麼。”就內容而言，這兩個前提多少有些不同。但它們導致了極端不同的實施辦法。羅爾斯希望用嚴格的社會控制來保證穩定，儘可能達到社會報酬的平等分配。諾西克眼中的理想社會則是由儘可能小的政權統治的，這個政權的權力只是使公民免遭暴力和欺騙，但卻不排除各種可能的不平等分配。羅爾斯拒絕能人統治；諾西克則樂於接受，除非地方團體自願進行平均主義的實驗。跟常人一樣，哲學家按照自己的標準衡量自己的情感對各種選擇的反應，就好象在求教於隱秘的神諭。

那隱秘的神諭存在於大胸深處的情感中樞，很可能就在邊緣系統之中。這是神經元和激素分泌細胞的一個複雜結構，剛好位於大腦皮質的“思考”中樞之下，以此為基礎，人類情感反應和更一般的倫理行為透過無數代自然選擇牢牢地確定下來。科學所受到的挑戰，是去測量由此造成的各種限制的牢固程度，找到它們在大腦中的根源，透過精神進化史的重建揭示這些限制的意義，這一方面的工作將是文化進化研究的邏輯補充。

如果我們成功地完成了這一工作，我們就將進入第二個困境，那就是：前述潛意識壓抑力和道德動機中哪些是我們應該服從的？哪些宜於加以削弱或昇華？這些原則方向正是人性的核心。是它們，而不是關於精神至上的信念，使我們與電子計算機相區別，在這種重要的生物學意義上，有一天我們將被迫表明，我們希望在自己的存在中保留多少人性，因為我們必須有意識地在遺傳給我們的種種情感方向之間作出選擇。要想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們必須從以生物學性質為基礎的自發控制，轉移到以生物學知識為基礎的精確定向。

由於人類天性的方向必須透過各種知識的複雜組合加以考察，它們因此具有欺騙性，總是使哲學家們陷入泥淖。前進的道路只有一條，那就是把人性研究作為自然科學的一部分，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統一起來，我不能想象任何意識形態的或形式主義的捷徑。神經生物學不可能在宗師門下學到，遺傳進化的結果也不是立法機構所能確定的。最後，即使只考慮正常存在的需要，我們也絕不能單靠聰明和善於思辨的人去處理倫理哲學問題，儘管人類的進步能夠透過直覺和意志的力量而取得，但唯有關於我們生物本質的難得的經驗知識，才會使我們能在相互衝突的進步標準之間作出最佳選擇。

在這樣的分析中，首要的發展將是生物學與各種社會科學的結合。這些社會科學包括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以及經濟學等等。最近以來，兩種文化才完全進入對方的視野，其結果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