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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作為女孩子哺養，她們在胎兒發育階段被男性激素或其他物質男性化，但後來一直到成年都作為普通女孩子來加以“訓練”，在這樣的情況中，根據更深層的、有時直接由已知基因變異引起的生物性變化，可以對學習效果作出細緻的分析。行為的男性化幾乎必然只能歸因於激素對大腦發展的作用。

在上述情況中，女孩子們是否表現了與激素和解剖上的男性化相聯絡的行為變化呢？約翰·莫尼和安克·埃拉特發現，行為變化相當明顯，而且與生理變化密切相關，與社會環境相似的正常女孩子相比較，因激素引起變化的女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容易表現出“假小子”的特點，對體育興趣較大，更願意和男孩子一道活動，喜歡隨便穿著而不是精心打扮，要玩具槍不要洋娃娃。腎上腺生殖綜合症的女孩子更傾向於表露出對女性角色的不滿，不過這一組成員為消除遺傳缺陷服用了腎上腺皮質素，對評價質量有所影響，有可能單是服用激素就能引起不同程度的行為男性化，這種結果儘管不如先天性男性化深刻，本質上仍然是生物性的，當然，在被孕激素改變了的女孩子身上就不會產生這樣的效果。

因此，有些人在出生時就好象是被扭曲的嫩芽，意味著什麼呢？這一事實指出，普遍存在的性分工並不僅僅是文化進化中的偶然事件。然而指出這一點並沒有否定通常的觀點：各種社會中形形色色的性分工的程度必須歸因於文化進化，證明期中存在著一點生物學因素，不過是給未來社會揭示了一些選擇的可能。在這裡，人類無性的第二個困境顯露出來，如果充分考慮到目前遍及世界女權運動，每一個社會就必須在下面三者中選擇其一：

訓練社會成員以擴大性行為差異，這幾乎是一切社會所遵循的模式，它常常導致男性對女性更多的優勢，把女性排斥在許多職業活動之外，不過。結果並非一定如此，至少在理論上，一個性分工嚴格但是精心設計的社會，與相反的情況相比較，精神方面可能更富有，更多樣化，甚至更有創造性，擴大性分工的同時，人權卻可能受到保障，當然一定的社會不平等將不可避免，而且容易發展到災難性的地步。

訓練社會成員以消除性行為差異，透過控制和性偏倚的教育，一個社會的男性和女性可能在一切職業、文化活動，甚至極而言之在體育競賽中，都屬於平等地位，決定性別特徵的早期傾向必須加以鈍化，有關的生物學差異不至於大到不可克服的程度。這樣的控制極有利於整體（和個人）水平上的性偏見，它可能產生更為和諧和富有創造性的社會，然而由此需要的各種法規當然會危及個人自由，至少一小部分個體不可能充分發展他們的潛能。

僅僅提供平等的機會和門徑，對於任何文化來說，當然還可以不作任何選擇而聽其自然，自由放任似乎最有利於個人自由和發展。然而，事情並非必然如此，即使有男女平等的教育和就業機會，男性也更傾向於選擇政治、企業、科學等職業，而且多半不能正常參與同樣重要的兒童撫育工作，其結果自然會限制個體複雜的情感發展，以色列的集體農莊是現代平權主義運動中最有影響的實驗之一，其中就發生了這樣的分化和限制。

在40和50年代集體農莊運動的高潮中，它的領導人提出了一項完全的性平等政策，鼓勵女性進入過去屬於男性的角色，這項政策在最初幾年差不多得到了實現，第一代女性由於意識形態的訓練，紛紛改行從事政治、管理及體力勞動，她們的女兒一生下來就受到新文化的薰陶，然而後來，母親和女兒都不同程度地退到傳統的角色上去，女兒比母親退得更遠，她們現在要求每天有更多的時間花在子女身上，這樣的時間被特意稱為“愛的時刻”，最有天賦的女性拒絕進入高層次的商業和政治領導集團，因而同時代人中，這些領域的女性角色人數遠遠低於男性，有人認為這不過是反映了以色列社會成員強烈的宗族傳統，這種觀點尚未令人信服，儘管今天集體農莊內部的角色分工比外界更高。以色列的實驗表明。要預測遺傳或意識形態基礎上的行為變化結果和評價它們的意義，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

關於性角色的這種困惑使人堅信，生物學因素並不能獨立地描繪出理想的行為過程，然而，瞭解這些因素卻有助於我們的選擇，並對各種選擇的代價作出估量，教育和強化所需要的額外能量投資，以及個人自由和潛能的衝突，提供了測量代價的標準。我們應該正視下面實質性的問題：由於選擇必須付出代價，具體的倫理原則又很難得到普遍的承認，因而選擇是困難的，這時我們應該仔細掂量漢斯·摩根索的明智建議：“政治眼光、道德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