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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N：澳大利亞代表此前發言說，非洲國家14日聲稱退出談判之舉只會阻礙談判。

拉梅什：誰說的？傘形國家（編者注：傘形國家指歐盟之外的發達國家，澳大利亞是其一）？無聊的說辭。

CBN：如果哥本哈根大會只能談出一項政治宣言，你認為責任在誰？

拉梅什：你的意思是說遭遇失敗？發達國家，毫無疑問，附件1國家應為失敗負責。

CBN：為什麼？

拉梅什：他們（附件1國家）沒有盡到他們本應負起的責任，還（從原先的立場上）退後了。他們沒有為（《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作出可信的承諾。而且，他們以前說要在2020年停止（增長排放量），但他們現在反悔了。沒有這個，那還談什麼？

CBN：目前談判主要僵持在這一點上嗎？

拉梅什：不僅如此。美國等傘形國家與歐盟的分歧也很大。歐盟希望美國繼續保持LCA成員的身份，而現在美國做得很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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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恩：氣候變化（1）

——中國與哥本哈根全球協議

（2009年9月14日）

尼古拉斯·斯特恩勳爵是世界上最忙的經濟學家之一。自2006年出版《斯特恩報告》後，他成為聚光燈下的公眾人物：會見不同國家的首相、主席、部長、經濟學家和評論員，並多次公開講演，人們希望當面聆聽他所創新的氣候變化經濟學以及全球協議的政治經濟學。“這的確意味著在時間方面的巨大壓力，但我認為這是非常值得的，因為這是我們這個世界所面臨的最大挑戰”，遠在倫敦的斯特恩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說。

2005－2007年，斯特恩擔任英國政府氣候變化問題顧問。之前，他在世界銀行任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離開英國政府後，斯特恩就職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我目前不再代表任何政府，所以我也不為任何國家或組織遊說，我是英國國會上議院的一個獨立成員，沒有加入任何政黨。我現在說的話只代表我自己而不代表任何機構”，他特別對記者強調。

9月11日，斯特恩開始他的中國之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鶴是他的老朋友，也是接待方。“我的主要日程是會見學者和經濟學家”，他們包括：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當然也有劉鶴，以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和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樓繼偉。與相關高層見面也在安排之中。

除此之外，作為中國人民大學的榮譽教授，訪問中國的第一天他將在人民大學做公開講演；9月12、13日將參加兩個會議，屆時斯特恩將和中國經濟學家、能源與氣候專家會面，與這兩大領域的關鍵公共政策制定者面對面地討論。9月12日的會議還將公佈中國經濟50人論壇《國際碳減排公約》倡議，斯特恩與會並做題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行動：中國與哥本哈根》的講演。

斯特恩中國之行期待就氣候變化問題達成共識，“我希望透過他們對問題日益深入的瞭解，仔細研究具體目標值和詳細的氣候變化成本與政策措施，最終形成能支撐哥本哈根會議的想法”。顯然，他希望得到中國同行的支援。

談判難點：美國減排程度

趙憶寧：國際社會圍繞“溫室氣體減排”正在進行艱苦的談判。氣候談判中的三股力量—發達國家、發展中大國和發展中小國在減排問題上的激勵與動機有巨大差異，如何從機制設計角度尋求解決問題的靈感？您如何預測12月哥本哈根的談判結果？是否可以達成一個能夠付諸實踐的國際協議？如果不能達成一致，障礙將會在哪裡？

斯特恩：通向哥本哈根（全球共識）的一系列談判是非常艱難的。不同國家能做什麼和所受氣候變化影響的情況各不相同，所以我們必須要認識第一個要點是。如果各國聲稱他們將要往前走，就需要有相互諒解。第二個要點就是需要明確採取行動尺度的大小。現在全世界的排放量在50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我們必須在2050年下降到200億噸。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就需要在2030年實現350億噸的中期目標。同時，我們還希望經濟發展以及減少貧困人口（包括氣候貧困人口）。我們必須考慮清楚：達成什麼樣的全球共識才能得到所希望的結果？共同理解立場的不同是非常重要的，共同認可對於行動大小尺度的理解也非常重要。所以機制設計的第一點就是對我剛剛描述的全球減排尺度的協議：從1990年到2050年減排50％，即從1990年的300億噸二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