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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改用以胡制胡的辦法，允許大批胡人內遷，這顯然要比漢朝的和親政策高明，但後人也因此指責李世民導致河朔胡化。如果從漢族的角度來看，的確河朔胡化是李世民的功勞，但從大歷史東亞民族融和的角度來看，這是在促進民族融和。從當時現實主義政治的角度來看，不用以胡制胡、引胡內遷的辦法還能有更好的辦法嗎？打？漢武帝已經證明了，打是解決不了的。那就只能和？用什麼辦法和？還是繼續送女人？那也只能是維持大體和平，或者說表面和平，其實漢朝的和親政策只是掩蓋了從來沒有間斷過的匈奴劫掠邊境，歷史資料早就有過統計，大約每隔10年，北方的遊牧民族就會有一次大規模的侵掠，這和北方人口增長需要大量的資源一致，北方的遊牧方式養活不了這麼多人口，只能採取劫掠的辦法，因此，小規模的劫掠幾乎年年都有，人口增長到一定程度，資源需求加劇到一定程度，北方遊牧民族必然要進行大規模劫掠來解決問題。這和西方需要經常用戰爭解決市場和原料問題是一回事。李世民本身就是胡人，因此，他十分清楚怎麼才能更好地解決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矛盾，那就是允許遊牧民族和平地獲利，因此，李世民在位時期的北方問題處理得是很不錯的，當然，最好的是元朝，清朝還有葛爾丹的問題。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四章 第四次崛起：好皇帝，好班子，造就盛唐時代（6）

但有句話叫“周唐外重內輕，秦魏外輕內重”，這是光緒三十年（1904年）最後一次科舉考試恩科會試時候的試題，全名為“周唐外重內輕，秦魏外輕內重，各有得失論”。這場恩科會試的狀元劉春霖在答卷中就此論題第一句寫道：“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善謀國者，規天下大勢之所趨，揆時度務，有以制其偏倚之端，則不至於變起而不可救。”正所謂水無常形，誰也無法預料到哪一國會在哪一天因為哪一件事而走向滅亡，但總能看到大勢的變化趨向，就像預測地震，現在已經能知道哪裡是地震多發區，但究竟哪一天會具體在什麼地方發生地震就無法預測了。不過統治者可以透過多建堅固的房子和多采取預防措施來減小地震損失，這樣也就不至於因此亡國了。

有些大勢是很早就能看出來的，杜勒斯在冷戰初期就預言說，要把社會主義陣營崩潰的希望寄託在第三四代人的身上，果然，1989年柏林牆倒塌，立國70多年的強大蘇聯轟然倒塌，而且不是透過猛烈的戰爭，這在歷史上非常罕見。從冷戰的鐵幕落下到1989年，也正好就是三四代人的時間。

唐帝國的毀滅始於藩鎮制度，因為這和周王朝時期的分封建國很類似，實際上都是導致了權力分散，中央政權衰落，而諸侯、藩鎮權力得到加強，而秦魏則是相反，是中央集權的盛世時期，秦的郡縣制讓地方權力變得十分分散而弱小，無力挑戰中央。中國的三大矛盾就是農牧矛盾、中央和地方矛盾、官民矛盾，中國的改朝換代也都是因為這三個矛盾，要麼被異族征服，要麼被割據王侯取代，要麼被農民暴動推翻，從周至清都是如此，只不過中國本身在發展，各朝各代也各有不同，所以具體會有所不同，但基本矛盾就是這三個。

藩鎮割據看似是唐帝國滅亡的主要原因，安史之亂似乎又證明以胡制胡不可靠，唐明皇改用募兵制，獎勵胡人將領創立軍功似乎是鼓勵了胡人征戰，結果最後唐帝國毀於自身的制度，其實不然，以胡制胡早在李世民時期就存在了，但為什麼李世民時期沒有發生安史之亂呢？因為他治理得好，就像一艘船，進行優良的設計提高安全性是一方面，配上老道的船長是一方面，不是說有了優良的設計和堅固的船體就高枕無憂了，“泰坦尼克”號的沉沒就說明，再宏偉堅固的船隻如果航行失誤也會有毀滅的危險，小心航行才能駛得萬年船。

藩鎮割據其實不是*，也不在於是否是胡人當統帥，根本原因還是中國內部無法解決的老問題，那就是諸侯割據問題。安史之亂其實不是簡單的胡人反叛，安祿山的部隊中其本族部隊不到一萬人，大部分都是漢兵，後來各割據藩鎮中，曾經建立政權的沙陀人本族的兵力也不過兩三萬人，大部分還是漢兵，所以，這並非是漢胡問題，而是地方諸侯爭權的老問題。

如果說錯，那唐明皇把府兵制改為募兵制應該是個錯誤，用來戍邊的部隊以往都是來自府兵，幾年一輪換，這樣雖然削弱了部隊總體的作戰力，但對帝國安全的威脅也要小一些，因為士兵輪換會導致將領難以深入控制部隊，士兵的家眷都在內地，並不願意參與反叛，因此反叛難度增大；相反，改為募兵制後，增強了部隊的戰鬥力，士兵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