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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齎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愛民為何事也。”雖然中國歷史上貪官遍地都是，但元帝國的官吏並非簡單的貪，而是出自濃厚的奴隸主心理，也就更加野蠻。元帝國政府也繼承了以往宋、遼、金各政府中一切野蠻無恥的政策，如官田（指死於戰爭的人，其田地被充公）、公田（從漢人手中奪取的土地，因各種原因被罰沒的土地），這些土地被蒙古政府獲取後很快就被重新分配給蒙古王公貴族，而蒙古王公貴族手中除了有賜田之外，還享有分地管轄權，因此很多土地都集中在蒙古人手中，其中有的蒙古王公享有的土地面積能達到兩三千平方公里。這些來自草原的蒙古人剛剛入主中原的時候竟仍然喜歡遊牧生活，因而故意將大片的土地閒置，使之荒廢，為的是讓他們在此找到草原生活的感覺，重溫草原上放縱馳騁的日子，其面積有時達到數萬公頃。

第六章 第六次崛起：開歷史倒車的蒙元帝國（3）

在蒙古統治者的下層，還有一大群被稱為“驅丁”的人群，他們的地位相當於牛羊，對他們而言，是完全回到了奴隸社會。在初期，蒙古人將大批南方漢人送往北方，然後當做奴隸變賣。元帝國的佃戶制度和之前朝代不同地方是將奴隸制度和農耕制度結合到了一起，形成了獨特而野蠻的奴隸—佃戶制度，也就是說，佃戶全家和所有土地都是管轄他們的蒙古人的私有財產，男人是這個蒙古人的奴隸，女人是這個蒙古人的婢女，所以，蒙元帝國是中國歷史上自秦以來最野蠻的帝國，是一種用奴隸制的方式管理下的農耕社會。

蒙古人奴隸主般的統治方式導致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是奢華的蒙古貴族和各族官僚，另一方面是大多數平民百姓在溫飽線和貧困線之間長期徘徊，一個很好的證明就是在蒙元時期涉及民生的產品生產工藝出現了大幅倒退。本來，蒙古人是最需要兩種人的，一個是宗教人士，一個就是技術人員。他們在征服戰爭中經常大屠城，但總是不殺這兩種人，宗教人士是蒙古人最尊敬的，各種技術人才則是蒙古人最需要的，但最尊敬的和最需要的這兩個詞在這裡不能顛倒使用——蒙古人需要技術人才，但並不尊重他們，而仍是把他們當做奴隸使用。在蒙古軍隊四處征戰的時候，總是有大批技術人才或者跟隨軍隊行動，或者在後方進行各種技術生產。蒙元帝國時期，蒙古貴族和其他官吏的家中擁有大量的奢侈品，而普通民眾的生活用品則顯得很粗糙，其生產工藝要求已經達到了最低點：能用就不錯了。

蒙元帝國最不得人心的政策就是民族隔離政策了。在今天看來，種族隔離制度是一個法西斯制度，遭人痛恨，但在工業革命以前，種族隔離制度算得上是一個正統的政治制度，歐洲有貴族制度，印度有種姓制度，中國有世族制度，蒙古人的制度也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社會分層制度。但人們是不會因為歷史上一直存在過，或者其他國家也流行過而原諒這種制度，容忍只是因為無奈，或者說還能活得下去，而一旦生存成了問題，那就必須糾正平衡了。蒙古人這種制度與中國傳統的世族制度相比，蒙古人的制度還是顯得太*裸、太野蠻了，世族制度有著根深蒂固的經濟原因，而蒙古人的這種制度則是來源於冷酷無情的征服。作為最低等的南人，即使做了高官上朝時也必須做出一個姿勢，就是雙手背後，“南人仕於朝者，每當參禮既畢，必交手於背，作反接之狀，雖（南人）貴官亦然，以示歸順之意。（曹春林《滇南雜誌》）”即使是在忽必烈使用漢人較多的時代，也只有史天澤和賀惟一兩個漢人出任宰相一職，而這也是以漢制漢。忽必烈甚至還曾下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為同知，永為定製。”

蒙元帝國的種族制度使得社會也出現很多分層，謝枋得在其《疊山集》中有一篇《送方伯載歸三山序》，其中說道：“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其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儘管儒家思想仍是蒙元社會的主體思想，但儒生的社會地位卻非常低，按照謝枋得的說法，僅僅比乞丐強一點。元帝國也曾因蔑視漢人而一度中止了科舉考試，直到元仁宗的時候才恢復科舉。

蒙古人一向只注重武力，而對精神統治不那麼在乎，因此也沒有像滿清那樣因為辮子問題而屠城，也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