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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或且惴惴懼罹法網，惟益圖攘奪刻剝。”

沒有比較，單論某一件事往往會得出五花八門的結論，而且看起來似乎每一個人說得又都有道理，但如果有了比較，那麼一切就都變得簡單清晰了。1840年鴉片戰爭時的清帝國和1853年時的日本是一樣的，兩國基本處於同一水平，國內狀態也差不多，當英國人以30艘艦船和1萬人的遠征軍入侵清帝國的時候，強大的清帝國竟然沒有打贏過一場戰鬥；而僅率4艘戰艦的美國海軍准將佩裡一出現在日本海岸上，日本也立馬屈服了，但在此後的半個世紀裡，日本和清帝國卻走上了兩條不同的道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成為列強之一，而同治中興後的清帝國仍然是一個捱揍的物件。因為明治維新是一場從內到外、從上到下的改革，而同治中興，包括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這套組合拳，統統不過是花拳繡腿，玩的都是表面工夫——看似引進了不少西方技術、裝置，建了不少工廠，買了不少軍艦，但唯獨忘了一樣東西，那就是近代化思想。相反，日本改革前首先派出了一個精幹的使團，目的就是研究西方各國的思想體制，而清帝國倒也派出了不少，但這些大清使團不過又是一次公款旅遊，他們帶回來的考察成果和日本使館的成果簡直連對比一下都是對日本使團的侮辱。

看看那些洋務運動的大人物們，他們是怎麼說的。

林則徐說：“夷之長技，一戰艦，二火炮，三養兵練兵之法”，這就是被稱為“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人”的認識水平。

1861年恭親王奕訢上奏《統籌全域性折》，主張引進西方技術，他認為“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這就是中國改革派核心領袖的政治決策水平。

1864年6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上奏說：“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這就是中國外交部的指導思想。

李鴻章說：“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未有之強敵”，“中國欲自強，則莫若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這就是中國重臣的思想境界。

左宗棠說：“中國之睿知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於實。中國以義理為本，藝事為末，外國以藝事為重，義理為輕，彼此各是其是，兩不相喻，姑置弗論，可耳，謂執藝事者舍其精，講義理者必遺其粗不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依外國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較著者也。”而這番看似幡然醒悟的大論的結論卻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就是中國另一重臣的理論水平。

張之洞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就是中國又一重臣的座右銘。

至於康有為這位戊戌變法的領袖，實際上是個保皇派，他在《應詔統籌全域性折》中還繞口令說：“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而實際上，他還是認為皇帝是不能變的。

還是洋務派的對頭大學士倭仁總結得好：“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因此，他主張“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幹櫓”，這就是一班謀臣的改革認識。

到了這時候，竟然還有人建議“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幹櫓”，這也真是帝國的悲哀了。

這些人都說自己能“統籌全域性”，其實一個個都是半吊子，沒有一個是真想來一次革命性的改革。從“同光新政”到“百日維新”，清帝國的改革就像是小腳老太太，歪歪斜斜，沒有一步走得像個樣。

滿清的改革如果只是理論水平差還好些，關鍵是這實際上成了一場官商勾結、合夥貪汙的大貪汙運動。

其實，官商勾結在西方國家更嚴重，說它是一個傳統也不過分，只不過西方國家的官商勾結大多集中在最高層，也更隱蔽，而且多數時候有合法的外衣，所以看起來不像是中國那麼明目張膽。不說遠的，就說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媒體就報道說有一家沒有多少人知道的公司就成了一個黑洞，悄無聲息地賺了很多。這個名叫黑石的公司在20年前還不過是一家只有一間辦公室的皮包公司，但現在它已經是一家管理著萬億美元的大資產管理公司。黑石之所以突然崛起就是因為它有“政府關係”，次貸危機造成一大批公司倒閉，於是也就必須要清理這些倒閉公司的資產，誰都明白，這可是一個肥差。黑石成為美國政府聘請的資產管理公司，它能夠得到政府內部關於倒閉公司的一切資料，但最妙的是黑石還擁有購買權，也就是說，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