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部分(第3/4 頁)

亦不免迂腐了。

於是慈安太后微喟著說：“有僧王在，他的馬隊，還可以把洋人擋一擋。現在，也還得要調一支兵進京保護才好。”

“是！”恭王答道，“臣等商議，預備再調駐張秋的銘軍九千人入京。等商議好了，請旨辦理。”

“李鴻章呢？”慈安太后又問，“他此刻在什麼地方，這件案子，他怎麼個說法？”

“李鴻章此刻在潼關。他給臣寫信，也說‘斷乎不可用兵’，只能跟洋人‘一味軟磨’。”

惇王聽得這一說，算一算督撫中預備開仗的，只有一個丁寶楨，但“東軍”全靠一個總兵王心安，那兩三千人要拿曹州一帶的土匪，根本就不能調進京。看樣子已非得依從曾國藩的意思不可，那就只有在“討價還價”上打主意，因而接著恭王的話說：“曾國藩所請辦地方官、緝兇這兩件事，既不得不從，那麼，中國人迷拐孩子，也不能不嚴辦。”此又是董恂出的主意，認為嚴拿柺子，刺激洋人，應該從寬，所以惇王這麼說。

這一說勾起了醇王的牢騷，發了好大一篇議論，說素日無備，而臨事則以“無可如何”四字塞責，從咸豐十年以來，試問“所備何事”？這是指責當國十年的恭王。說到最後，他亦是“無可如何”，只好在文字上要求了，“此次綸音，如果仍有措詞失體之處，”他很起勁地說：“臣等仍當糾正。”

慈禧太后點點頭，看著恭王說道：“那種‘大清仇人’什麼的，是有點兒不象話！”

“是！”恭王病後體力不支，急於完事，便敷衍著醇王說：“軍機擬旨如有不妥之處，醇王等人儘管糾彈，臣等虛心接受。”

恭王這樣給面子，醇王不便再發牢騷，於是御前會議到此結束。時間太長，無不汗透重衣，上了年紀的倭仁等人，甚至因為跪得太久，站不起來，得要太監來攙扶。

雖然如此，卻還不能回家，都在朝房裡等著看軍機處所擬的旨稿，如有與廷議不符之處，象醇王所說的，“倘有措詞失體之處”，便可當時“糾正”。

軍機章京的筆下都快，但這天擬旨，要把群臣所發，面奉裁可的意見，都包括進去，而遣詞用字的多寡輕重，與發言者的名位又有關連，因此斟酌損益，費了三個鐘頭，才把兩道明發、兩道廷寄的稿子擬好，邀請大家去看。

兩道明發，是摘敘曾國藩的原折，為洋人辯解“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妄”，以及遣責天津地方官辦事不力，革職查辦。兩道廷寄，一道分寄沿海各省督撫，嚴密戒備；一道專寄曾國藩，指示大計，自然最關緊要，所以大都爭著先看這一件，只見寫的是：

“曾國藩、崇厚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折；另片奏請將天津府縣革職治罪等語，已均照所請明降諭旨宣示矣。曾國藩等此次陳奏各節，固為消弭釁端，委屈求全起見；惟洋人詭譎性成，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底止？是欲弭釁而仍不免啟釁也。該督等現給該使照會，於緝兇、修堂等事，均已力為應允，想該使自不至再生異詞。此後如洋人仍有要挾恫嚇之語，曾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據理駁斥，庶可以折敵焰而張國維。至豫備不虞，尤為目前至急之務。曾國藩已委記名臬司丁壽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駐紮張秋之兵，自應調扎附近要隘，以壯聲威。李鴻章已於五月十六日馳抵潼關，所部郭松林等軍亦已先後抵陝，此時竄陝亂民，屢經官軍剿敗，其焰漸衰，若移緩就急，調赴畿疆，似較得力。著曾國藩斟酌情形，趕緊復奏，再降諭旨。日來辦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結，並著隨時馳奏。總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國藩總當體察人情向背，全域性通籌，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沿江沿海各督撫，本日已有寄諭令其嚴行戒備。陳國瑞當時是否在場？到津後即可質明虛實，已令神機營飭令該提督赴津聽候曾國藩查問矣。將此由五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

這道廷寄，實際上照曾國藩及總理衙門的意思辦理，而表面上對主戰一方重視民心的議論，亦已完全採納，所以大家都沒有什麼話說。

再看那兩道明發上諭，摘引曾國藩的原奏，文氣不順，近乎支離。翁同龢心裡在想，如果照此明發，一定會引起指摘，還得重新斟酌。但看看窗外日色，已經偏西，還要清稿，還要“請起”，面奉兩宮太后認可，時間侷促，決無再細作推敲的工夫，因而也就一忍了事。

等恭王入見，又費了三刻工夫，才算妥帖，廷寄即刻飛遞，明發由倭仁帶回內閣去處理。出宮時刻，已快下鑰，卻有一騎快馬，飛奔而來，天津的折差，遞來崇厚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