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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宗棠亦得援例辦理。
這第二個字就大有講究了。最高貴的是“正”字,定製出自特恩,非臣下所敢擬請。第二個是“忠”字,這亦非比等閒。左宗棠當然不能與曾國藩比肩,諡作文正,但與林則徐、文祥一樣,諡為“文忠”,應該不算濫邀恩典。因此,由大學士額勒和布,協辦大學士閻敬銘、恩承會同選定的四個字,就有“忠”字在內。
呈達御前,慈禧太后覺得“忠”字,不足以盡左宗棠的生平,便垂詢軍機,除此以外,還有什麼能夠表揚左宗棠平定西陲之功的好字眼?
禮王世鐸瞠目不知所對,便回頭看了看說:“請皇太后問許庚身,他的掌故記得多。”
“許庚身!”慈禧太后便問:“你看呢?”
“照諡法,左宗棠可諡‘襄’字,襄贊的襄。乾隆年間,福康安就以武功諡文襄。不過咸豐三年,大學士卓秉恬,曾奉先帝面諭:文武大臣或陣亡、或軍營積勞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擬用襄字。所以內閣不敢輕擬。左宗棠是否賜諡文襄?請皇太后聖裁。”“本朝諡文襄的,倒是些什麼人啊?”慈禧太后問說,“我只記得洪承疇與靳輔,靳輔有武功嗎?”
“聖祖親政以後,以三藩、河福、漕運為三大事,特為寫下來,貼在乾清宮柱子上,朝乾夕惕,無時或忘。靳輔是治河名臣,自康熙十六年任河督,到四十六年病故任上,盡瘁河務三十年,襄贊聖功,與開疆闢土無異,所以特諡文襄。”
“要說開疆闢土,左宗棠也稱得上。就諡文襄吧!”慈禧太后又問:“左宗棠生前,有什麼請旨辦理而未辦的大事沒有?”
這一下是由世鐸回奏:“上個月,左宗棠有二個摺子,一個是請設海防全政大臣,保薦曾紀澤能當海防重任,一個是請以福建巡撫移駐臺灣。曾紀澤已奉懿旨,電召回國,閩撫駐臺一層牽連的事項不少,一時還不能議奏請旨。”
慈禧太后對海防一事,胸有成竹,很快地答說:“曾紀澤當然有用他之處,可也決不能拿海防全交給他。福建巡撫駐臺灣,這件事你們問問醇親王跟李鴻章,最好照左宗棠的意思辦!”
“是!”世鐸答說,“李鴻章馬上就要到京了,到時候請醇親王主持會議,議定辦法再請旨。”
李鴻章是八月二十三日到京的,自開國以來,從無一個疆臣入覲,有他這次進京那樣重要,許許多多的軍國大計,要等他來當面商議,才能定奪。
這許許多多軍國大計,有的出自朝廷,要徵詢他的意見;有的是由李鴻章所奏請,必得他來當面解釋。出自朝廷的大計,當然是以醇王的意見為主,第一件是籌議大辦海軍;第二件是旗營加餉,醇王重視此事,不下於大辦海軍。他畢生的志願,就是要練成一支八旗勁旅,而要八旗子弟用命,就得先加軍餉。因而早就授意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上了一個“將中外各旗營加餉訓練”的摺子作為“妥議”的根據。
加餉之餉,從何而來?照薛允升的辦法,是裁減各省勇營。照戶部的計算,各省勇營的兵餉每年要支出一千四五百萬,此外糧秣、武器、營帳、被服等等所謂“養勇之數”更多,每年要花三千四百多萬。加上京裡旗營及各省駐防旗營的餉銀一千多萬,總計近六千萬之多。而每年歲入總數,不過七八千萬,竭天下十分之物力,以八分養兵,自然不是經久之道。
旗營加餉,依醇王的意思,至少要加四成。照此計算,僅是在京的旗餉,每年就要多支三百萬兩銀子,部庫實在不勝負擔。因而由醇王主持的會議中,商量出一個結論:各省營勇,裁減浮濫,每省每年要省出二三十萬兩,分批解部,作為旗營加餉之用,同時咸豐年間因為軍用浩繁,京官俸給減成發放,亦要恢復原數。
此訊一傳,京中文武大小官員,歡聲雷動,然而各省督撫,包括李鴻章在內,卻無不大起恐慌。
因為各省招募兵勇,設營支餉,其中有許多花樣,第一是吃空缺;第二是各項無法開支,無法報銷的爛帳,都可以在這裡面巧立名目;第三是安插私人,應付京中大老“八行”的舉薦;第四是用各器糧餉,安撫當地各路的“英雄好漢”。一旦公事公辦,就諸多不便了。
這些情形,在閻敬銘當然瞭如指掌,他雖不贊成旗兵加餉,但卻贊成裁勇,料想一定會招致各省督撫的反對,為了先聲奪人,特意在疆臣領袖的李鴻章到京的前一天,請旨頒發了一道上諭,在引據薛允升的原奏以外,將各省軍需的積弊,統通都抖了出來,嚴飭切實整頓,限期在本年十一月內定議。而此時降旨,在希望首先打通李鴻章這一關的用意,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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