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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偏袒。由此可見,慈禧太后對懲辦這一案,主課重刑。而聽慶王的口風,楊銳、劉光第可從寬減,其餘只怕不是大辟 便是充軍的罪名了。
於是辭出慶王府,轉到總理衙門,先備諮文,知照刑部,敘明會審緣由。其時宮門抄已經送到,其中便有崇禮所上奏摺的原文,而上諭指明受審是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康廣仁共七人。至於張蔭桓,“雖經有人參奏,劣跡昭著,惟尚非康有為之黨,著刑部暫行看管,聽候諭旨。”最後特別宣示:此外官紳中有被康有為“誘惑之人,朝廷政存寬大,概不深究株連,以示明慎用刑之意。”
總理衙門的官兒,常跟洋人打交道,在局外人看,都不免有新黨之嫌,如今連受康有為“誘惑”的人都可不受株連,新黨耳目更不在話下。因而看完這道上諭,無不有如心裡放下一塊石頭的輕鬆之感。
可是看到另一道上諭,心情卻又沉重了。皇帝自道,“從四月以來,屢有不適,調治日久,尚無大效。京外如有精通醫理之人,即著內外臣工,切實保薦候旨。現在外省者,即日馳送來京,勿稍延緩。”
大家都明白,這是廢立的先聲。京中早有許多流言,說“遲早必換皇上”,這道上諭,已見端倪。但是“皇上”是那麼容易換的嗎?總理衙門的官兒都有些擔心,怕因此而會引起各國公使的干預,又無端引起許多難以料理的糾紛。正在相與諮嗟之際,聽見馬蹄得得,夾雜著輕快的輪聲,入耳便知是與後檔車不同的西洋“亨斯美”馬車,當然是有洋人來了。
來的是法國署理公使呂班,要見慶王或者任何一位總理大臣。李鴻章被逐,張蔭桓被捕,慶王及由軍機大臣兼任的總理大臣,很難得來,在衙門裡的,只有一個曾為翁同龢所排擠,這一天又奉旨回本衙門的吏部左侍郎徐用儀。
總理衙門辦事的規制,凡是與洋人會談,必由章京作筆錄,章京以國別分股。法國股的章京,一共九個人,最能幹的是一個杭州人汪大燮,與籍隸海鹽的徐用儀是浙江大同鄉,當然順理成章地由他來作筆錄。
翻譯姓吳,是呂班帶來的。賓主四人,在一張大餐桌的兩面,相對坐定,略作寒暄,談入正題,吳翻譯先有所透露,呂班此來,是為了探問皇帝的病情。
一聽這話,徐用儀先吃一驚,知道遇到難題了!向汪大燮使了個眼色,示意他亦用心想一想,倘或窮於應付時,須作支援。
等呂班發過言,吳翻譯照實譯告:“今天看到皇上有病的上諭,頗為詫異,亦很關心。上諭中說,四月裡以來,就有不適,何以三四個月之中,未見談起?”
“多謝貴公使關心。”徐用儀慢條斯理地答說:“聖躬違和已久,常有傳說,貴公使何以不知,其故安在?本大臣未便懸揣。”
吳翻譯聽他這樣回答,臉有難色。顯然的,對於皇帝有病的傳言,受僱於法國公使館的中國人,如吳翻譯等等,一定不曾告訴呂班。倘或據實轉譯徐用儀的回答,或許他就會受到責備,所以顯得為難。
不過,他還是跟呂班長長地說了一大篇,輔以手勢,似乎在解釋什麼?呂班聽完,點點頭問道:“皇帝生的是什麼病?”
這不便瞎說,亦不能用打聽確實了再來奉告之類的話搪塞,徐用儀只好含含糊糊地答說:“皇上是積勞之故,精神不振,胃納不佳,夜眠不安。”
“這是一般病人都有的症象,到底是什麼病?”
這樣逼著問,頗使徐用儀受窘,汪大燮便疾書一個“肝”字,將紙片移到徐用儀面前。
“大致是肝病。”徐用儀問吳翻譯,“呂公使要打聽得這麼清楚,是為什麼?”
“我想他總有道理。”吳翻譯問道:“徐大人這話,要不要譯給他聽?”
“不必!且聽他說。”
呂班說的是:“肝臟有病的人,容易動怒。皇帝生這種病,在他左右的人,常會受到嚴厲的處罰,實在是件很不幸的事。”
“是的。不過皇上賦性仁慈,倒未聽到有什麼處罰左右的情形。”
“那很好!”呂班停了一下說,“上諭中要求大家保薦醫師。敝國有幾位在華傳教的神甫,精通醫道,我想舉薦兩位,為皇帝診治,以敦兩國交誼。”
徐用儀聽完譯語,吃驚不小,急急答說:“多謝貴公使關愛,本大臣先代表敝國致謝。不過,薦醫一事,本大臣必須請旨辦理。此時不能作任何切實的答覆,請原諒。”
呂班對於他的回答,並無不滿的表示,只問:“什麼時候可以得到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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