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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也有責任。監管不得力並非表現在對CDO的監管，而是對對沖基金沒有監管這一巨大漏洞。

在此次雷曼和AIG事件中都可以找到對沖基金的身影，“對沖基金的力量已經強大到這樣的地步，不僅可以和十年前亞洲各國的中央銀行對抗，甚至可以直接和生它養它的華爾街對抗。”許小年說。上海證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主任胡汝銀持有類似觀點。

胡汝銀認為，“9？11”事件後，美國基準利率被削減到1％，資金成本變得十分低廉，華爾街投行們的營運收入變得非常少，於是開始進行連續不斷的金融創新，推出CDO這樣的結構性產品。

同時，投行還推動對沖基金的發展，由此觸發了大量投機活動，推動資產價格和大宗商品價格不斷上漲，最後形成惡性迴圈。

吳敬璉認為，格林斯潘反覆用大量的貨幣發行來支撐美國的繁榮，其結果就是全世界為美國埋單。

“美國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儲蓄率太低，那麼怎麼維持這個經濟的運轉呢？它就利用了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這個特性大量發行美元。世界上所有人都承認它印的每張票子都是真金白銀，於是就造成了全世界的流動性氾濫。”吳敬璉說，但貨幣發行後，美元就貶值，其貶值損失卻由所有持有美元的國家來承擔，然後再來做強美元，從而把損失轉嫁出去。

“美國一次又一次這樣做……這個問題確實是世界國際金融體系裡面存在的一個根本性問題，但好像還沒有一個辦法來解決。”吳敬璉認為。

次貸危機在中國引發了諸多反思。比如，中國金融開放是該走得快還是慢？中國的金融創新是要繼續加快還是穩一點？中國的金融監管體制是堅持分業監管還是向混業監管發展？

顯然，專家們都認為，創新不應該被詛咒。

“如果總結經驗教訓，貨幣供應是非常大的一件事，不能輕易動貨幣政策。要設法管住中央銀行。”許小年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供應超出實體經濟的需要，就會製造各種各樣的泡沫。而泡沫的破滅，會給實體經濟帶來極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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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節：華爾街衝擊波（22）

曾為央行副行長的吳曉靈也認同這一觀點，她補充：“既要管住中央銀行也要管住商業銀行，然後放開所有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放開市場投資主體，給他們以自由的選擇權，這樣才能既控制泡沫，又能夠搞活經濟。”

事實上，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非常複雜，央行所處的位置也較為“尷尬”。通貨膨脹、股市房市搖搖欲墜，企業的成本上升、訂單減少一併而來。一些人擔心，流動性過剩會不會轉瞬間陷入緊縮的“陷阱”。

“中國的存款準備金率這麼高，這是被動地吐出基礎貨幣，因為我們吃進了1。8萬億美元，如果央行不用存款準備金率回收，不用鉅額的央票對沖，氾濫得早就不是現在的樣子了。所以說，中央銀行存款準備金率沒有下降的餘地，下降只能讓商業銀行多創造貨幣，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吳曉靈說。

她希望，所有的經濟學家別再呼籲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只有在中央銀行吃進的外匯量低於當年基礎貨幣的需求量時才具備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的條件，“我對政策組合拳是三句話，管住貨幣，適度從緊的貨幣；靈活的金融政策；寬鬆的財政政策，真正要解決問題，在短期治標財政政策就要出手。”

與會人士認為，中國金融創新不能因此而停止。

以資產證券化為例，東方證券董事長王益民認為：“美國次貸的成因不是金融產品本身出了問題，而是實體經濟出了問題，房屋的供需不平衡引發的。它資產證券化產品的初級設計肯定沒有問題，是二次方、三次方設計的時候風險擴大了。”

他認為，包括建設銀行、國家開發銀行正在探索的資產證券化，是最初級的資產證券化，不存在風險放大的問題，所以資產證券化試點仍應繼續。

而監管層則更注重金融監管可能存在的漏洞。銀監會紀委書記王華慶認為，商業銀行應加大資訊披露和透明度。他認為，美國次債就存在嚴重的資訊不對稱，有關次級房貸的大量真實資訊存在於貸款公司和經紀公司，證券化以後風險轉移給了市場，但資訊並沒有很好地傳遞給投資者，投資者完全依靠評級公司來定級，而評級公司的評級又出了很大的問題。

誰是受害者，誰是埋單者從宏觀角度來看，次貸危機對美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都產生了較大的破壞作用。次貸危機對整個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