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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使豪華的酒館和飢餓的孩子們的鏡頭交錯出現而並無攻擊社會的意義，正屬相同。他不過是依照一種機械的結合，把這些東西聯結在一起，就象他把交響樂隊、遊藝場的音樂、舞女的大腿、卓別林的腳和飛馳的腳踏車競賽者等鏡頭結合在一起，也是出於這種機械的結合一樣。

這種致力於細緻描寫主題的作法，和德國大學教授喜歡作詳細分類的癖好，實屬同出一轍。在《世界的旋律》一片中，這種作法表現得幾乎使人不能忍受，影片被分為各種章節，從睡醒、起床、洗澡、梳洗打扮一直到吃早飯、做深呼吸運動等，都一一詳細地加以描寫。有些鏡頭是在世界各地攝製的紀錄影片中挑選出來，然後再按照構圖的類似、主題和動作的類似而剪輯起來的，可是人們卻很難從這種剪輯技術中發現有什麼藝術氣味，因為這種技術上的巧妙不能掩蓋影片主導思想的幼稚和貧乏。他把整個人類處理得和動物一樣，在一定的時間裡做著吃食、游泳、行走、愛撫和哺乳等等相同的動作。羅特曼如果不把人類主要的活動處理得象軍隊生活那樣刻板的話，則這部影片也許能成為一部帶有一些人情味的作品。

羅特曼雖然採取了“電影眼睛派”的客觀性，但他卻以動物性的人來代替社會性的人，並以此作為客觀性的內容。另一方面，在《世界的旋律》一片的伴奏中，他對於語言和雜音、呼喊和音樂、人和機器，一概都賦予一種相同的情緒作用，就象他在那部稱為“沒有形象”的影片《週末》裡把各種聲帶結合在一起一樣。後一部影片可以說是無線電廣播劇的前驅。

羅特曼在暫時回到音樂抽象化的老路和他導演的《鋼鐵》一片遭到失敗以後，給戈培爾拍攝了各種紀錄片，並協助萊尼·裡芬斯塔爾攝製了《民族的節日》。他在拍了一部歌頌希特勒的坦克部隊進攻法國的影片《德意志機械化部隊》以後，就死在俄國戰線上。

《柏林——一個大都會的交響樂》是一部最值得注意的作品，它和維爾弗利德·巴斯的《柏林的市場》，尤其是和描寫小職員休假生活、稍帶辛酸味的傑出半紀錄性影片《星期天的人們》一起組成一個學派。後一部影片缺乏社會意義，沉悶的劇情和對風俗的精細觀察聯結在一起，有德國一些有希望的演員，如勞勃特·西奧德麥克、弗萊德·齊納曼、比利·懷爾德、愛德迦·烏爾梅等人參加演出，並且還有優秀的攝影師肖弗坦擔任拍攝工作。另一部屬於同一型別的影片《一張十馬克紙幣的故事》是由作家貝托爾德·菲特爾根據貝拉·巴拉茲的劇本導演的，它充分利用了原來故事的情節和舞臺演員的演技。此外，佈景設計師埃爾諾·梅茲納也成功地拍攝了一部動人的影片《襲擊》，保加利亞人杜多夫拍攝一部名叫《肥皂泡》的影片，這部影片直到他流亡到巴黎時才拍完。

納粹黨把這些導演——除羅特曼和巴斯以外，全都驅出德國，結果使一個有某些製片公司所支援的很有希望的運動就此被消滅了。在法國，先鋒派運動既沒有得到製片商的支援，也沒有得到國家的援助，在無聲電影末期，卡爾內還能用幾千法郎的資金來攝製《諾讓——星期天的樂園》，喬治·盧吉埃也只能用同樣數目的資金來攝製他的《葡萄的收穫》。可是有聲電影的出現，卻使這兩個導演離開了電影界，一個投身於新聞界，另一個則改營印刷業。由於製片成本高漲，影片的攝製無論是紀錄片或其他種類的影片，都非個人財力所能勝任，同時專業化的影院也拒絕放映實驗性的無聲影片，只放映德國的一些有名作品（如《藍天使》、《三分錢的歌劇》）

或美國的有名作品（如馬克斯兄弟的及W．C．菲爾茲的影片）。

法國先鋒派的“實驗室”最初似乎是由一些為崇尚時髦者工作的美學家所開創的。它產生的成果比德呂克和他的友人們所實現的成果，更為豐富。但它缺乏一個理論家和一個組織者，以致不能創立一個在國外有廣泛聲譽的學派。

但法國先鋒派至少在科教片方面提供了讓·班勒維這樣一個突出的人物。這位曾經作過醫生的導演，能從拍攝細菌或微生物中獲得一種真正的藝術。他所攝製的影片，除了美學上的價值以外，還具有教育或科學方面的意義。他的種類繁多、內容豐富的作品，最初是從攝製一些短片開始的，如1926年至1927年這一期間攝製的《章魚》、《水甲蟲》、《海蝟》、《棘魚的卵》和《海蜇》。當時，他透過放大和照明技巧發現了一個象康定斯基①的抽象畫那樣奇特而富於詩意的世界。他以後攝製的影片有：《蟹與蝦》（1930）、《寄生蟹》（1930）、《海馬》（1932）。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