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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武士無事可幹的時代。

每個日本人都知道四十七浪人的故事。所謂浪人是指被免職或主人被處死或降級而變成沒有主人的武士。德川時代有相當多的浪人，流浪鄉間為村民帶來麻煩，或讓當局擔心。然而，四十七浪人被視為是武士道德的體現。

1701年，他們的主人播磨國（今日兵庫縣）赤穗城藩主淺野長矩（1665～1701），難以忍受幕府典禮長吉良義央（1641～1703）的侮辱，拔劍砍傷後者。在幕府將軍的城堡裡拔劍是死罪，他被迫切腹自殺，而其領地被沒收。這時變成無主的武士家臣之中有47個人，發誓殺吉良為主人報仇。他們隱藏意圖長達兩年，假裝過放蕩生活，然後趁其不備時襲殺之，把吉良的頭顱砍下來，掛在其主人的墳墓上。

雖然他們的行為被視為武士道的模範，但他們因私自執行法律而被迫自殺。在學者們討論與民眾爭論本案之際，他們集體切腹自殺。他們被埋葬在東京泉嶽寺，現在已成為觀光勝地。

本時期問世有關武士道的作品至今仍受歡迎，包括1716年的《葉隱》與1643年左右的《五輪書》。然而，最有趣的作品之一是本身也是浪人的山鹿素行（1622～1685）所撰寫的。他曾是四十七浪人之中一位浪人的教師。

山鹿或許是最先將武士道視為全面哲學的人。

許多人追隨山鹿，包括近代的一些人。比較出名的是新渡戶稻造（1862～1933），他在1905年用英文發表《武士道：日本之魂》（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一書，試圖向世人介紹日本，他認為武士道是日本的民族特色。

在其各種著作中，他強調武士道的要素，諸如忠誠與自律，以及藝術學習與培育的重要性和整個人的全面發展。特別強調了解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與瞭解如何適當地跟人交往。山鹿也為武士在當時社會顯然缺乏功能有用性一事辯護。他認為，武士免於工作使得他能專心培養倫理德性，因而作為社會的模範，假如必要的話管教不完美的人：

武士不用做農民、工匠及商人的工作，可以專心修道；假如平民的這三種階級之中有人違反倫理原則，武士可以立刻懲罰他，以維護全國適當的倫理原則。

這裡提到道德，但它不同於西方概念的道德。它仍然不是善與惡的問題，而是在社會關係與秩序的背景下做被期待的事。如果踏出界，那麼他將立即受到懲罰。

山鹿的著作中也有濃厚的儒學氣味。儒家很關心個人應瞭解他在社會中的地位，遵守倫常關係，尊重秩序，盡個人的責任。由於有這些價值，德川幕府復興並促進儒學。然而，在某些方面，儒學受到修改以適合日本的需要。例如，中國儒學容許忠於良心，但在日本它被侷限於忠於個人的上司。幕府任命一位儒者為顧問，而在幕府的支援下，江戶設立一所太學講授儒學。本時期產生許多著名的儒者，諸如林羅山（1583～1657）、山崎闇齋（1618～1682）、新井白石（1657～1725）以及荻生徂徠（1666～1728）。

儒學的一大影響在於性別認識與兩性關係的引申。1716年的《女大學》一書教誨女性的“五不德”——不順從、不滿、毀謗、嫉妒、愚蠢，並倡導男尊女卑。該書指出：

無疑的，十女有七八人有五不德，而正因如此才產生男尊女卑。

這種歧視女性的觀點是何以如此多武士偏好同性戀關係的原因之一。此外，根據中國陰陽哲學，過於跟女陰發生關係可能嚴重削弱男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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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武士與倫理（2）

儒者與幕府都不真正贊成同性戀，但對此視而不見。幕府則特別加以容忍，因為在日本的情況下男同性戀者必定反映社會階級，主動的一方總是上司。

對於幕府，儒學並非總是好的。儒學的一個弔詭之處是它鼓勵量才任用。允許基於才能的社會流動性，在中國的階層與階級的概念中被容許，而在後來幾百年日本也容許某種程度的量才任用。然而，鼓勵量才任用不一定符合德川幕府的最佳利益及其正統與穩定的政策。後來一些人開始抱持較為批判與質疑的態度，但這不應被誇張，因為服從仍是基準。

武士與貴族的子女在家裡或在大名設立的特別學校受教育，而富商也設立私立學校。其他階級的小孩逐漸有機會在名為“寺子屋”的私塾讀書。寺子屋原先是由鄉村廟宇設立的，但不久擴充套件至城鎮。學費通常很便宜或免費，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