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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不清淨，洋和尚沒什麼興趣當，卻對中國的文化很感興趣，或許在美國人的經濟觀念裡，文物也只是商品之一，能自由買賣，自然也可以出口，所以到了中國的第三年，他就偶爾做一些暗地裡的文物走私活動，那一年他才十九歲。

裘德考的走私生意一直做得很小心，生意做得不大。那時候有兩種走私商，一種是流水的營盤，走的量大，但是出價很低，玩的是成一筆是一筆的買賣，風險很大。而裘德考是”打鐵的買賣”，也就是出價高，東西要得少，但是很安全，來一筆成一筆。他這樣的做生意方式，很對爺爺的胃口，所以當時爺爺和他的關係很好。

但是裘德考這個人並不是一個值得交的朋友，從心底裡，他並沒有把爺爺當成是朋友，甚至他沒有把爺爺當成是一個和他平等的人。我爺爺在事後知道，在私底下，他稱呼我爺爺為臭蟲。

1949年長沙解放，國民黨全面潰敗，之後是1952年，教會開始退出中國，在中國滯留的很多美國人都開始回國，他也收到了教會的電報，讓他在安全的時候返回。

他意識到自己在中國的生意要告一段落了，於是開始做相關的準備工作，轉移了自己的財產。在臨走之前，他又有了一個險惡的念頭，他和他的同黨開始大肆收購明器，用中國人信賴老關係的心理，以極其廉價的定金捲走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就有我爺爺的戰國帛書。

當時我的爺爺並不肯賣這一份父輩們用命換出來的東西，是裘德考謊稱這些錢會用來開善堂，爺爺感覺這是積德，才勉強出手的（當然這是我爺爺自己說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看他這樣的人不太可能有這種善心）。

在這些貨物全部上船之後，裘德考知道這批人中有一些並不好惹，為免留下後患，在船上拍了一封電報給當時的警備處，將我爺爺等大概十幾個土夫子的形跡全部漏給了當時的長沙解放軍臨時駐軍。

這就是當時十分著名的”戰國帛書案”。這不僅僅是文物走私案，因為裘德考和解放前國民黨將領的關係，裡面牽扯到了間諜、叛國等很多那個年代特有的想也想不通的因素，變得非常複雜，幾乎驚動中央。那一天裘德考滿載而歸，而為他積累財富的那批土夫子，槍斃的槍斃，坐牢的坐牢，哀號一片。

雖說也是罪有應得，但是這樣的死去，實在是太過悲慘了一些。後來大躍進和”文革”時期中國的文物走私幾乎絕跡，也和當時這一批人的死亡有關係。

當時我爺爺機靈，一看形勢不對，就連夜逃進了山裡，躲在一座古墓裡，和死屍一起睡了兩個禮拜，逃過了風頭，後來光身逃到了杭州。這件事情對我爺爺的打擊很大，以至於戰國帛書後來就成了他的一項禁忌。他在世的時候，一直叮囑我們不可以亂說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們家的人一直對此諱莫如深。

裘德考回到美國之後，拍賣了那批文物，發了大財，戰國帛書被高價賣給了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成為當時拍賣價格最高的文物，而裘德考也一躍成為百萬富翁、上流社會的新貴。他在中國的故事寫成了傳記，廣為流傳。

富有之後的裘德考，逐漸將興趣轉向社交，大約在1957年，他受邀擔任了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遠東藝術部顧問，對戰國帛書的研究工作提供顧問。當時的博物館館長就是臭名昭彰的普艾倫，兩個人都是中國通，都是在中國僱用土匪盜掘文物發的家，很快成為朋友。裘德考還贊助了一筆錢給博物館作為基金，用於收購民間的中國文物。

大概是因為富裕生活的悠閒以及對於中國文化的熱愛，之後的裘德考修身養性，逐漸沉迷到了中國文化的研究中，他在大都會博物館主持研究了幾個大型的專案，成果頗為顯赫。然而讓他真正名留史冊的，卻是1974年，他解開了戰國帛書密文那件事情。

當時他對於戰國帛書的研究，已經持續了二十多年，起初他是為了抬高帛書的價格，後來則完全是因為興趣。

在剛開始，沒有任何一個人認為，他這樣的一個美國人可以解開中國的古代密碼，然而，裘德考卻以驚人的毅力做到了。

說來也是巧合，他是借一本中國”繡譜”古本中的靈感，發現了”戰國書圖”的解碼方式。這種解碼方式，其實也就是類似於”繡譜”中利用文字記錄刺繡程式的辦法。在數學上就是點陣成圖，說複雜也不復雜，完全在於一個巧，你能想到，就能夠解出來，你想不到，即使你對中國古代密碼學再精通也沒用。

發現解碼方式後，裘德考喜出望外，馬上召集了人員，對爺爺的那份戰國帛書進行了大範圍的